上海外國語大學德語系原系主任潘再平寄語青年學子

　　寄語青年

　　作為一個人才，品德是最重要的。在品德方面，首先要有愛國主義情懷。我們的學生，都應該是愛國的。熱愛我們的祖國，這是首要的、必具的素質。

　　在學業方面，我覺得我們德語專業的學生，應該狠下苦功，把德語基本功練得扎扎實實。只有具備了扎扎實實的德語基本功，需要德語時才能應付自如，得心應手。課堂里的四年是引路，深造在課外。要真正學好德語，光靠大學教材里的那點課文是遠遠不夠的，還要靠自己大量閱讀和大量語言實踐，來充實自己的外語功底。

　　在學習外語的同時，也不能忘記不斷提高自己的漢語語文水平。不要以為：“我只要學好自己的專業就行了，漢語又不是我的專業，漢語誰不會呢？我們中國人開口就能說，信手就能寫。”因此往往不注意提高自己的漢語水平。其實，沒有相當的漢語水平，做事是很吃虧的。母語水平是我們知識分子的“老底”。良好的漢語表達能力對于做任何事情都是必須的。提高漢語水平的必由之路是，就像學習外語那樣：大量閱讀經典著作。

　　上外往事

（1976年，潘再平教授在上外的科研報告會上）

　　我是1955年從溫州作為應屆畢業生考進上海俄文專科學校（簡稱上海俄專，即上外前身）的。我作為一名出生于當時尚屬十分落后的小城溫州的高中生，突然要到大上海去上大學，興奮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到了學校之后，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語言實踐氣氛非常濃厚。一踏進校園，就隨處可以看到墻頭的俄語標語：“Говорить только по－русски！”（只能講俄語！），就是隨時提醒學生，不要忘記用俄語互相交流。后來母校改名為上海外國語學院后，也繼承著語言實踐的好傳統。

　　我剛開始學德語時，以外語實踐為主要目的的“外語課外活動”開展得蓬蓬勃勃。記得當時擔任“全校外語課外活動委員會”的主任是德高望重的英語系主任方重教授，足見學校對外語實踐的重視程度。

　　當時有一種說法，說是（學外語的學生）北大重文學，上外重習踐，所以上外的學生畢業后能立馬派上（翻譯）用場。

　　我自己的一些經歷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這一點。我一個高中最要好的同班同學，叫陳宣圣，他跟我一樣也是理工科不行，文科很好。1955年我考進上海俄專時，他考進了北京大學外文系德語專業，比我先念德語。后來我轉專業學德語時，他已是北大三年級。1959年，我作為上外德語二年級學生，與其他幾名同學一起被派去當來滬訪問演出的東德德累斯頓交響樂團的口譯，還完成了一次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同志接見該交響樂團團長時的口譯任務。就在同年的暑假，我同這位北大的德語四年級的老同學會面時，他竟然笑著（顯然是故意夸張地）跟我說：“潘兄，你千萬別跟我講德語，我德語一句也不會說！”他接著說明：他閱讀還行，口頭實在不行。他1959年北大畢業后，在總參工作到退休，翻譯了大量資料，也出過軍事專著。也許，我們注重語言實踐，確是我們上外的一個特點。還有，我和其他同事在國外都有過這樣的經歷：常常有德國人會向我們發問：你德語說得這么好，你是在德國哪里學的？當我們說，是在中國國內學的，他們就會覺得十分奇怪：在中國怎么能把德語學得這么好呢？反過來比較一下德國的漢學家，他們中有許多確是漢學了得，卻開口困難。當時海德堡大學漢學專業主任Debon教授贈送我他的一部漢學專著時，跟我說：潘先生，我真羨慕你們作為日耳曼學者都能流利說德語，而我作為漢學家卻開口很困難。其實這位教授的漢學功底很深厚，他送我的那本書，就夠我學習的了。

　　當時學校的師資是很有實力的。拿我們德語專業來說，擔任主要課程的一般都是外教。當時除了外教，還有從其他大學或單位調來的老教授、老教師。過去一些知識分子留學德國，學業有成后帶了德國妻子回到上海，其中一些隨丈夫在上海定居的文化程度較高的德國人，應聘來我校任教。

（2001年5月，潘再平教授與上外德語教師支愛娣教授）

　　教我們四年的支太太，中文名支愛娣，是一位非常優秀、很有學問、極受我們尊敬的老師，她早年畢業于萊比錫大學，70年代改入中國籍后就晉升為我們德語專業第一位正教授。她是我國著名電信工程和測量儀器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支秉彝的妻子。

　　也曾長期教過我們的諸太太，中文名諸希倫，她也是我們《德漢詞典》的編者之一，早年畢業于柏林大學。她的丈夫諸鳳儀，是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曾任上海財經學院副院長。

（裘洛依與丈夫、我國著名外科醫師裘法祖）

　　教我們語音的裘太太，中文名裘洛依，是我國著名的外科醫師、中國科學院院士裘法祖的夫人。

（新中國外語教育事業奠基人厲麟似教授）

　　教我們語法的，則是我們德語專業的創始人之一厲家祥（字麟似）教授，他早年留學日本和德國，獲耶拿大學法學碩士學位和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任蔣介石對德外交顧問和國立中央大學教授。

　　也教過我們詞匯課的，以德語口語能力極強而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早年留學柏林的凌翼支教授來自南京大學。據說他當年在德國時專為中國同胞受欺凌時抱不平、打官司。

　　還有很受學生們愛戴的，擔任過詞匯和語法課的嚴慶禧博士，早年留學德國耶拿大學，攻讀經濟學，1979年退休后，應聘為德語系兼職教授。他曾捐巨款（10萬元，后增加至20萬元）設立“嚴慶禧教授教學科研基金會”，為促進我系的科研和教學工作作出了重大貢獻。他也是我們《德漢詞典》的編者之一。

　　當時擔任德語專業主任的李曉，據說曾當過閻錫山的德文秘書。

　　我從18歲上大學起至退休，都在上外度過。退休后，我還是上外人。是上外培養了我，造就了我，鑄就了我的人生。在我就讀的五六十年代，上外給了我以良好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政治思想教育，使我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在業務上，把我從一名青年學生培養成為了一名能夠以自己在這里所學到的業務知識為社會作出了一些事情的知識分子。我的人生道路是由母校鋪就的，我對母校懷有深深的感恩之情。（潘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