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0-3111082
3047798688@qq.com
董婉婷在醫院繪制墻畫。
董婉婷在醫院創作的畢業設計，梨子上記錄著她被隔離至今的日期。
患者組成的志愿者小分隊與醫護人員合影。
董婉婷在醫院創作的畢業設計，膠囊表面寫著她的病中日記。受訪者供圖
22歲的武漢女孩董婉婷曾手寫下遺書。這位新冠病毒感染者當時走不了路，昏睡一天，醒來后去摸索紙筆，感覺自己正直面死亡的臉孔，在恐懼中落淚。
2020年1月20日，她開始咳嗽、發燒。肺部CT影像是磨玻璃狀陰影。她跑過3家醫院共計9趟，居家隔離一周半，集中隔離11天，做過4次核酸檢測，在重癥病房治療19天，每天吞藥40片，有一天抽了11管血做檢查。她所在的城市也宣布了“戰時”，來自全國各地的超過4萬專業醫護人員加入了戰斗。
3月10日，董婉婷的檢查結果達到出院標準，轉移到隔離點，核酸檢測不“復陽”就能康復回家。在這場求生的征途中，年輕的大四女孩找到了很多答案。
1
死亡的陰影最初表現為不確定性，悄然出現在生活里。 董婉婷不清楚從什么時候起，心里的疑問越來越大，撐滿悶痛的胸腔：我是不是也感染了？
她的庚子年始于一場高燒，睜開眼零點已過，量體溫，38.8攝氏度。
發燒時，她感覺身體沉重，痛覺尖銳。她疲勞，卻連著幾晚難以入睡，肌肉骨骼都在疼，尤其是后腰。器官出問題后存在感強烈，那是一種難以向健康人描述的難受——她能感到一邊的肺泡似乎沒有另一邊舒展。高燒幾天，潛伏幾天，又更猛烈地襲來。中途是腹瀉。
武漢人的日歷一頁頁翻向春節，新冠肺炎的確診病例逐漸增多。董婉婷曾聽見路人議論著“人心惶惶”，餃子館里有本地老人為戴不戴口罩爭辯。超市里人不少，不知道是為過年，還是因為“封城”囤貨。喜慶的歌曲里，夾雜著一個男聲播報：“……提醒您勤洗手……”
下電梯時她遇見快遞員，對方沒有口罩。她送了一個，“怕傳染一個辛勤工作的人”。
她是問診大潮中的一滴水。1月23日，她曾去武漢同濟醫院，上午9點到達，拿到900多號，被告知下午4點才有可能看上病。后來她去了普愛醫院，隨著隊伍緩緩前挪等待抽血，挪了3個小時。她沒能輸上液——輸液要去急診，而急診人滿了。
大年初一，她起了個大早，又到同濟醫院。病人不算多。她終于做上了胸部CT。下午拿到結果：雙肺磨玻璃影。她沒有哭，甚至沒有表情變化，手是抖的。
等結果的4個小時內她回家吃飯，看了一會兒電視劇《慶余年》。主人公好像又解決了一個大難題。這段時間她循環播放這部電視劇，平板電腦24小時接著電源。哪怕自己在做其他事情，也需要角色對白的聲音填補生活背景。
同濟醫院開了3針點滴，她沒打上第3針。1月25日，武漢市中心城區實行機動車禁行管理，她出不了門了。
在醫院輸液時，她默默觀察著四周的人，回家后記錄在日記里。她目睹了一場分別：女人帶著五六歲的兒子站在一邊，男人在另一邊。男人叫了一聲：“兒子！”小男孩懵懵的，而女人動了動嘴，終于沒有靠近。
另一對夫妻對話：“專家說打白蛋白（或為免疫球蛋白針劑，說話者不知道正確名稱——記者注）或許有效。”“干嗎啊，這得花多少錢。”“傾家蕩產也得救你的命。”
“我一屋里人（一家人）都感染了。”她聽見一位老爺爺絮叨，“一屋里。我被隔離在漢陽，我兒子在漢口的醫院，我兒媳婦被送到武昌了，巧板眼（不湊巧）還都不在一起。”
她聽見一個年輕姑娘打電話，猜測那一頭可能是姑娘的家人。姑娘說：“你不要過來！我要一個人隔離！我住酒店，去哪兒都行，反正我不去你那里……這是傳染病，會死人的！你們是不是非要傳染才罷休，我不回來！”
女孩掛了電話，又哭了。手機還在振動，對方又打進來了。董婉婷也開始落淚。
武漢市第四醫院她去了3次。第一次，醫院無法接診，正在緊急改造以適應新冠肺炎收治要求。第二次，她在發熱門診見到8名醫生、4個診室、1個分診臺。以分診臺為中心，病人圍了好幾層，每層都想更靠近中心一步。“平時武漢人都沒什么排隊的習慣，何況特殊時期。”第三次是1月26日，醫院已恢復基本的秩序。一個護士建議她：沒有確診試劑盒，排隊沒有意義，回家隔離吧。
幾個月前，董婉婷對這一年的期待是畢業設計和研究生申請。當時她不知道，大小僅相當于十萬分之一粒芝麻的新冠病毒正在悄然飄蕩。
很久以后，她才感覺與這座生養自己的城市命運相連。1月23日，她開始高燒的第二天，武漢“封城”了。在武漢市確診病快速增長時，她的病情加重進入隔離，2月17日作為重癥患者入院治療。3月來臨后，她的情況有所好轉。武漢市新增確診病例首度跌至兩位數。
董婉婷出現感染癥狀超過兩周后，2月8日，中國大陸累計確診新冠肺炎感染者33728例，超過“非典”時期最終數據，鐘南山通過電視節目發話：不能完全證明拐點到來。武漢雷神山醫院也開始使用，當天交付1600張病床。這一天，她接到了一個通知她轉移的電話。
到達硚口區隔離點時已是傍晚，這里征用了武漢市第一職業教育中心的宿舍樓。
從一樓大廳往外望，她能看到一輪圓月。上下樓幾趟，天色越來越濃重，而“月亮一直在那里”，碩大、金黃、很好看。她想起來，這一天是元宵節，春節過完了。
她記得除夕那天，自己極想看春晚，她已經很多年不看這個節目了。
在獨自租住的小房間里，她沒吃晚飯就躺下了，用平板電腦觀看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的直播。開場是歌舞《春潮頌》。色彩潑在屏幕上，明星齊唱“正月里來正月正，鑼鼓嗩吶鞭炮聲”。2013年起武漢市重啟煙花爆竹燃放禁令，窗外的夜沒有聲響。大概兩個節目后，她睡著了。
2
到隔離點的第一天，工作人員指引董婉婷到一樓的儲備間領取被褥等物資，沒有陪同她上樓，房間任她挑選自行入住。這個隔離點頭一天才開放，她屬于第二批住戶。她從底層開始找起，因為離一層的工作人員越近，“越方便呼救”。其他病人顯然思路一致，她一路找到五樓才見到空房。
這里很安靜，她偶爾聽見走廊里不知是哪一間的住戶在咳嗽，“咳得幾乎要背過氣”。
如果不考慮身體系統里的病毒，一切仿佛大一新生入學。她跑上跑下，領東西送回房間，鋪床燒水。房間四四方方帶小陽臺，被套床單是折痕嶄新的藍色格子布。
被子發完了，只得要了一床褥子蓋。董婉婷穿著毛衣和羽絨服裹在床褥里，一夜睡睡醒醒。她覺得武漢這個冬天格外冷，“也可能是心理原因”。
在普愛醫院看病時，醫院將發熱門診設在空地上的一處單獨隔開的小房子里，屋外排著長隊。那天風很大，她里里外外穿了7層，戴著圍巾、帽子、手套。她第一次體會到，冷的極致是感覺不到冷了。
為病人安全起見，隔離點的門不允許關閉，門鎖鎖舌處包著毛巾防止自動帶上。小樓立于開發區中，四周一片曠野，風灌進樓來，尖嘯著，門也砰砰應和，”簡直像交響樂”。有一天董婉婷看見窗外由暖黃轉為青白，鵝毛大雪降下來。
從第一聲咳嗽到住進隔離點，她始終沒有把病情告訴媽媽。得病的女兒認為有必要保護自己的母親。公共交通停了，媽媽沒有車，無法實際幫上忙。她覺得，告訴母親，只會讓她感到無能為力，白白擔心。
疫情則將她和爸爸逼到一起。她發現自己得到了機會更新父女的相處模式。她不隱瞞自己來自一個“不太完整的家庭”。父母在她幼時離異。父親再婚，又有了一個女兒。母親辛勤工作，她幾乎由外婆帶大。
在董婉婷看來，爸爸的關心總帶一種不由分說的獨斷。而她早習慣自己拿主意。她追隨愛好考入藝術高中，又進入大學的藝術專業。父親始終不贊成這個決定，覺得不好找工作。“你沒有那個天分。”他勸說，絲毫沒有意識到這句話像刀子一樣傷人。
這個冬天以前，父女只在年節見面。已經長大的女兒和中年的父親已不再發生矛盾，他們維持著彬彬有禮的距離。這一次，董婉婷將自己的身體狀況告訴了父親。后者有私家車，能接送她往來醫院，車窗外是越來越空曠的武漢。
董婉婷一度不想再去醫院排隊了，她感覺到徒勞無功，而身體越來越吃不消。父親則強烈反對，總逼她打起精神再跑一趟。他想救女兒，以他習慣的那種獨斷的方式。兩人常為此發生爭執。
其中一次矛盾爆發于兩人的通話中，爭到中途，女孩聽到，父親哭了。
這是董婉婷此生第一次看到父親的眼淚。她發現爸爸竟能在哽咽的同時幾乎不受干擾地繼續輸出自己的觀點。這一刻，兩個人豐沛的情緒讓她“震撼”又“痛苦”。她意識到：天哪，爸爸愛我。
3
她在新聞里看見外面的情況，“江漢路一個人都沒有”，這是她打記事起從未見過的景象。她從來沒有見過比武漢更“火熱”的城市。
2019年，也是這樣的冬末春初，她正拿著學校的照相機穿行于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這是藝術課程《閱讀城市》的實踐部分。
建筑是熱鬧的。武漢，160多年前《天津條約》中增辟的通商口岸，如今對外貿易量穩居全國前四的大港口，“九省通衢”。不同的建筑風格在這里摩肩接踵，她拍下照片去書本中對照，認出廣東的、浙江的，還有歐洲的。
現代高樓簇擁著“里分”低矮的紅色屋頂。里分是武漢在半殖民統治時的租界，現在的城中村落。“比戶相連，列里以居”，“里”，就是家的居所。董婉婷的外婆曾在集賢里居住，那里如今已經拆遷。2019年，她在里分租過一個工作室，從早觀察到晚。她發現居民多為老人和體力勞動者，不少環衛工人，帶熒光條的橙紅馬甲在巷弄間隱沒。居民樓間各種線纜拉得很低，晾曬的各色衫褲飄飄蕩蕩。黃貓臥在樹影和陽光的夾縫里，斜睨著眼。
武漢人，“口頭上總是要轟轟烈烈”。武漢話抑揚頓挫，氣勢驚人，總是顯得“很兇”，“漢口話尤其兇”。江漢路是步行街，人頭攢動，招牌霓虹，大喇叭放著流行樂，“好像永遠有人在吵架”：顧客為價格吵，行人和店家吵。
董婉婷在里分居住時聽到最多的也是吵架，父母妻兒，家長里短。路人悠然而過，不覺得有什么熱鬧可看。吵過了，飯菜香又飄起來。
在她眼中，武漢充滿著“江湖氣和煙火味”，“煙火味”直接體現在居民樓的建筑外墻上。
2019年軍運會后，市容大大優化。此前，董婉婷常見爬著油煙痕跡的街道和水泥墻面。油煙來自熱火朝天的重口味廚房，武漢人是“好七佬”（愛吃的人）。
“好七佬”董婉婷“嘴巴刁”，“被武漢慣的”。她會為一口吃的跑老遠，去老通城吃煎豆皮，去利濟北路買燒賣。菜刀“咚”地一聲剁下鴨脖，熱干面“刺啦”一聲吸入口腔。“過早”（吃早餐）時她一般不化妝，否則會全部花掉。蒼蠅館子，塑料桌椅，空氣炎熱，漢口的糊湯粉滾燙。她大口啜飲，“汗流到不可思議的程度”。胡椒放得足足的，能把外地人的眼淚辣下來。
董婉婷一直覺得自己不太像武漢人，“說話就不太像，沒什么氣勢”。她覺得自己是“典型的那種藝術生”，內向、敏感，時常擔心講話不如寫字表達得清楚。從小到大她只有幾個密友，和陌生的世界接觸多少讓她有些惴惴不安。
在這個火熱的城市，她一度有過抑郁的情緒。除了焦慮藝術學習的進展，年輕的靈魂還常陷入宏大的問題。她讀加繆的《局外人》，書里的人說，“我以這樣的方式生活過，我也可能以另外一種方式生活”，所有的生命無可避免地通向死亡。她審視自己“庸常的、平凡的”生命，問自己：活著的意義是什么呢？
22歲的女孩還無法給自己答案。
“是愛嗎？我不知道。”她說， 即使是在寫遺書時，她也沒能寫下一個“愛”字。
高燒的夜里她想起外婆。武漢人管外婆叫“家家”，她查資料時翻到一首湖北兒歌：擺擺手，家家走，不殺雞，就打酒。搭洋船，下漢口，吃雞蛋，喝米酒，買對糍粑往轉走……一家熬臘肉，百家香聞夠。
她的家家就像兒歌里唱的那樣，總有無窮無盡的好吃食，要送給小外孫。董婉婷的幼年在外婆的老房子里度過，初中時她和外婆一起住在表哥家，夜里常常一起睡在表哥客廳的沙發上。
老太太在董婉婷初三時查出晚期癌癥，熬過了一場大手術。家人沒瞞她，她也沒表現出對死亡的在意。手術終于結束，麻醉藥力還未退去，闔著眼的老人嘴里嘀嘀咕咕：紅中賴子杠——原來已經在夢里打上了武漢麻將。
董婉婷計劃在畢業設計里把對外婆從未說出口的感情表達出來。還沒動工，她被病毒困在了家里。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有機會畢業，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來，但某一刻她突然清晰地知道，自己要“利用手邊有的一切東西”，把畢業設計做出來。
在任何有力氣的時候，她開始造紙。用餐巾紙加水溶成紙漿，再一點點塑形，捏合成手邊一件外婆衣服的形狀。
那是一件褐色的對襟褂子，穿了多年。油污的浸染使得布料有了雕塑的質感。油污來自無數逝去日子的平凡三餐。
4
她不知道自己這樣做，是為了轉移注意力不去考慮死亡，還是想為可能的死亡做準備，讓自己能留下點什么。或許兩者都有。
疫情來之前，她無數次思考死亡，從哲學或藝術的角度。但這一次，她聽見自己腦海里的聲音，簡單而強烈：我想活。那“庸常的、平凡的”生命，她一點也不想舍棄。
這種欲望一度表現為憤怒。 陽光偶爾露面的時候，這個小病人坐在隔離點的陽臺上，裹著帶過來的唯一一件羽絨服，捧著魯迅的《吶喊》。夜里，她反復讀北島的《回答》：為了在審判之前，宣讀那些被判決了的聲音：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轉移到隔離點時，沒給她多少收拾行李的時間。她愛旅游，“說走就走”，常備洗漱包和簡單換洗衣物，省下的時間用在挑書上。一本介紹哲學基礎知識的《大問題》，她大一時就買了，這時才靜下心閱讀。她試著回答書里提出的問題：如果還有生命還有幾分鐘，她想打通電話，給誰她還不知道。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闖進這個內向女孩沉默的時間線。
學校的輔導員每天在各個群里轉發求救信息，也包括董婉婷的。同學加入了接力，把信息擴散出去，沒有人知道傳播的哪一個節點最終能幫上忙。越來越多號碼觸到了她的手機，來自同學，也來自陌生人。人們想知道她狀態如何，試圖提供幫助。
居家隔離期間，發著燒的董婉婷參與了一次畢業設計的線上匯報。她的導師表達了對她進度的不滿，這讓她非常委屈。導師一貫嚴格，在她的眼里近乎“苛刻”。
董婉婷畏懼他，也尊重他。他是《閱讀城市》課程的任課教師。在他指導下，這個土生土長的武漢姑娘重新發現自己習以為常的城市，色彩在她眼前鮮明起來。也是在他建議下，她嘗試用餐巾紙進行藝術創作。
董婉婷告訴導師，自己寫了遺書。電話那頭，接近60歲的老師沉默了很久，對學生說：過60年你再想這件事吧。
后來，董婉婷聽說老師去找了學校，近乎憤怒地要求救救自己的學生。
在硚口第一職業教育中心隔離點，董婉婷遇見了在大廳里迎接的救援隊隊長馬于飛、隔離點的負責人。她記得馬隊長對她說：“你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訴我。”
馬于飛是志愿者，湖北荊州出生，在武漢工作，口音模糊地介于這兩者之間。如果不是疫情，45歲的他當時應該正在英國過春節，與居住在那里的妻子兒子團聚。他此前承包工程，和政府打過交道，從他們那兒聽說了開設隔離點的消息。機票被取消后他想，干脆做點兒什么吧，于是來到了這里。
2月7日開放后，隔離點迎來居住高峰，300多人陸續搬進來。從各個社區駛來的車子，最晚一班常到后半夜3點。據馬于飛介紹，這時期來的病人幾乎都是疑似，“核酸一測一個陽性”，平均待3天即會轉移去醫院。
病人們年齡兩級分化，年紀最大的超過70歲，最小的17歲。隔離點居住過13個家庭，都是一家子全部感染，被安置在不能接觸的小單間里。
馬于飛帶隊的70多位志愿者從早忙到晚，一趟一趟上病區放飯、測體溫。累了，就在辦公室的折疊床上略躺一躺。隔離點有一個微信群，病人在其中聯系志愿者。然而，老年患者大多不會使用智能手機，要牙刷、熱水，只能等志愿者上門詢問。老年人大多有基礎疾病，藥物也依賴志愿者購買。硚口區當時只有一家藥房營業，一天開門幾小時。
整棟樓都在對抗著未知命運投下的陰影。13個家庭里，有8家暴發過矛盾，需要志愿者勸架。馬于飛和同事還需要特別注意老年患者的精神狀況。他們中的一些已表現出自殺傾向，“撞墻的都有”，好在都被及時救下。
隔離點每天有兩位醫生。醫生的來源并不固定，有些來自外省的醫療隊，有些是當地的志愿者醫生。
董婉婷接受了4次核酸檢測。每一次等結果時，她都懷著小小的、幾乎天真的期待：也許是搞錯了。4次結果，3次陰性。后來的新聞提到，不少新冠肺炎患者存在試劑盒假陰性的情況，要配合影像學結果判斷。
她的肺正在“溺水”。求助信息顯示，當時的她“明顯胸痛，淋巴浮腫吞咽有困難，高燒咳嗽，呼吸急促”。發病1個月，居家隔離一周半，隔離點隔離9天，上報3次身體不適，去醫院治療的機會始終沒來。2月11日晚，她寫下了遺書。
2月17日上午，馬于飛來到董婉婷的房間，幫她拿來一盒紙巾。董婉婷一直以為這是一個幸運的轉折。實際上，馬于飛已經關注她3天了。志愿者告訴他，這個房間的女孩兒不再吃早飯了，他覺得情況不對。
馬于飛詢問了具體狀況，為董婉婷找來了醫生。醫生判斷，已經是重癥了。董婉婷不知道外面的情況，馬于飛則十分清楚床位的緊張，重癥之外還有更重的。他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自己動用了一點私人關系。董婉婷則聽說，他跑去防疫指揮部“吵架”了。
當天晚上，董婉婷接到消息，連夜轉院，到漢陽區的武漢同濟醫院接受治療。直到離開，她都不知道馬隊長究竟長什么樣——防護服遮住了他的臉。
馬于飛則忘不了董婉婷看向他的眼神，“那種無助”。這個女孩讓他想起自己的兒子。
5
在漢陽同濟，聲音和光又回來了。即使到深夜，醫院的燈也不會完全熄滅。她能聽見醫生護士穿防護服在走廊來來去去，那是一種類似揮舞塑料袋的聲音，腳步沉重。但這讓她安心。
到達醫院后，她給媽媽打電話，告訴她自己確診新冠肺炎，已經住院。媽媽讓她好好養病，語氣里沒有驚訝。董婉婷突然感覺到，媽媽可能很早就猜到女兒的情況不對，媽媽都知道。
住院的頭幾天里，她幾乎日夜昏睡。治療的藥物帶來副作用，嘔吐、惡心。慢慢地，她清醒的時間越來越長。醫生告訴她，在她身體內，年輕的免疫系統正在藥物幫助下與病毒對抗。
她開始發現，自己“骨子里終究還是一個武漢人”。武漢人執著，而她如此執著于活下去這件事。
眼前的一切都讓她覺得驚喜：窗外的天空，墻上的日影，包蘋果的硫酸紙透過光線的好看顏色。這是她第二次體會這種驚喜。在學習《閱讀城市》時，她讀到一種遺憾：“常見有人卜居一地數十載，閱盡滄桑卻熟視無睹，成了久住的過客，到底沒有主人的心情。”
繞著梨子的果柄，她一圈一圈寫下日期，從發病到如今活著的每一天。她一天要吞下40多片藥，摳出一板膠囊，在表面寫下自己的隔離日記，又小心塞回去。還有一顆藥，她在上面畫了一只小小的蝙蝠。
離開隔離點去醫院的夜里，導師告訴她：每個人都做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這個世界就會越來越好。
她反復咂摸這句話。醫院在病人中招募志愿者協助護士，她猶豫了一整天才去報名。對方很高興：你是第一個。
這是她從未有過的舉動。得病之前，她花了兩年才做好心理建設參加班級聚會。她仍舊內向，緊張于人與人的聯系，但她已經開始體會到自己需要這種聯系，并感謝它。
護士們的任務很重，不僅有醫療上的，還要負責搬運物料、給病人放飯等雜事。防護服籠罩全身，董婉婷一開始分不出他們誰是誰，只能從聲音里聽到他們的疲憊。后來她發現，防護服遮不住眼睛，每個人的眼睛都不一樣。
志愿者大多都是年輕人，她們在身體狀況好時盡力協助護士，幫助減輕她們雜事上的負擔。婦女節的時候，董婉婷收到落款為“A10病區全體的醫護工作者”的信，寫在大紅紙上，祝“我們科的小美女早日康復”。隨信還有一朵玫瑰花、一盒巧克力。
她們制作了一檔音頻節目，在醫院的廣播系統中播出。董婉婷負責組織人員。第一期節目里，有年輕人說：除了生死，沒有大事。
武漢的春天如約來了。馬于飛感覺到氣溫上升，忙碌時襯衣外罩一件夾克就夠了。他所在的隔離點，疑似病例大大減少，入住者身體狀況普遍不算太差。任務量減輕，志愿者縮減到了26個。他偶爾會想想疫情結束后，自己能飛離武漢，趕上與妻兒遲到的相聚。
大四學生董婉婷每天都在操心畢業的事情。她計劃出國深造，但雅思考試已經推遲，申請學校時需要的作品集還沒來得及整理。在病房里，再次向導師匯報畢業設計進度的時間點到了，她從頭天夜里就開始緊張。女孩試探著說自己的論文不好寫，導師回了四個字：按要求寫。
走出醫院時，她還穿著那身50天沒換的粉紅色羽絨服。她位于A10病區的床位空了，病區的墻上留下她和志愿者伙伴們的墻畫：一只戴著口罩的兔子。這之前，醫院經過緊急改造，墻面刷了一遍白。她給醫護寫了一封“出院信”，因為慎重，寫了3遍，“那些難以想象的艱難，除了你們，誰又知道呢……這個生病的武漢，因為有你們，才有解藥。”
她接著寫道：“不要麻木！……真實，我們誰也不能逃避它，面對是唯一的解答。”
她還是會時時想起外婆，她的“家家”。外婆術后，她一度擔心老人的身體。但一年又一年，老太太堅挺著，照顧孫輩，準備著日日三餐。“心大”，“一個典型的武漢人”。
還是有一點不一樣。每年春節前，武漢家庭要腌魚腌肉灌香腸。這是體力活兒，也是外婆的拿手好戲。手術后，老人再也沒做過了。
董婉婷覺得這場疫情永遠改變了自己，她“變得更勇敢”了。對于那個困擾過自己的宏大問題，她暫時有了答案。或許，她搞錯了順序：“以前我老在尋找生命的意義，因為我覺得，生命要有意義，然后才會有力量。現在我認為，生命本身就是力量。”
武漢將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城市”，而她此刻期待有一天離開，去看看更大的世界——那是22歲的她寫在遺書中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