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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7798688@qq.com中國青年報客戶端北京4月27日電（中青報 中青網記者 孫慶玲）記者今天從教育部獲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生物倫理委員會（外文縮寫為IBC，簡稱“國際生物倫理委員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科學知識與技術倫理委員會（外文縮寫為COMEST，簡稱“世界科技倫理委員會”）聯合發布了《關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聯合聲明：全球視角下的倫理考量》（以下簡稱《聲明》）。
《聲明》指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是一種由SARS-CoV-2冠狀病毒引起的急性新型傳染病，現在已迅速發展為“大流行”的程度，急需全球生物倫理學的反思與應對。所引發的許多倫理問題需要我們拋開分歧，共同思考倫理上可接受的解決方案。根植于人權的生物倫理學和科學與技術倫理學應該在應對這一挑戰性的“大流行”中發揮關鍵作用。
國際生物倫理委員會和世界科技倫理委員會愿從全球視角出發，強調一些重要的、迫切需要關注的倫理問題，并呼吁各國政府基于以下建議采取緊急行動：
1. 由于“大流行”特別是由一種新的病原體所引發的“大流行”存在著不確定性，國家和國際層面的健康與社會政策應該以可靠的科學證據為依據、以全球倫理的考量為指導。建議開展國際行動，盡可能地采用統一標準收集有關這一大流行病擴散及其影響的數據。制度化優先考慮個人和社區健康與安全的政治戰略是根本且必要的，同時通過開展科學、倫理學、政治學間跨學科對話確保戰略的有效性。政治決策應該以可靠的科學知識為基礎，但其合法化決不能僅憑科學。應對這場充滿未知的危機，政治學、科學、倫理學和法學之間公開的對話尤為必要。
2. 在此背景之下，有人擔心，在不確定和不斷變化的情況下對流行病學數據的回顧性分析而激發的政策可能會損害公眾的安全。例如，“群體免疫”的概念需要非常謹慎的倫理審查，因為即使在發達國家也缺乏重癥監護設施，該政策可能對生命造成威脅并導致醫療狀況無法維持。因此，個人健康和社區安全可能遭受負面影響。國際生物倫理委員會和世界科技倫理委員會強調，沒有建立在可靠科學知識和實踐基礎上的政策是違背倫理的，有違全球為應對該大流行病做出的共同努力。
3. 大流行病顯然暴露了各國醫療體系的優缺點，以及獲取醫療服務的障礙和不平等問題。國際生物倫理委員會和世界科技倫理委員會強調，衛生資源的分配方式和無法充分獲取醫療保健是許多問題的核心。政府需要把資源分配和建立強有力的公共衛生系統放在議事日程最重要的位置。然而，這可能需要國際協調。宏觀層面的政治決策對微觀層面的資源分配有著不可避免的影響(如病人分流)。在大流行病的背景下，由于對獲取治療的需求呈指數級快速增長，決策變得更加困難和具有挑戰性。只有基于公正、有益和公平的原則的醫療資源的宏觀和微觀分配才是合乎倫理的。在資源短缺的情況下，對患者的收治應優先考慮臨床需求和有效治療。程序必須透明，人的尊嚴應該得到尊重。人權框架下的倫理原則承認每個人都有權獲得對健康的保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生物倫理與人權宣言》(2005年)第14條指出，“可達到的最高健康標準”是每個人的一項基本權利，這意味著在當前情況下人人有權獲得最高水平的醫療保健。
4.在“大流行”時期，弱勢群體變得更加脆弱。我們要尤其注意到與貧困、歧視、性別、疾病、喪失自主權或功能、老年、殘疾、族裔、監禁(囚犯)、無證移民、難民和無國籍人士相關的脆弱性(見《IBC關于對難民狀況的倫理應對的報告》(2017年))。國際生物倫理委員會和世界科技倫理委員會重申我們對保護弱勢群體的集體責任，以及避免不論是口頭還是身體上的任何形式的侮辱和歧視的要求(見IBC關于不歧視和不歧視原則的報告(2014年)；關于尊重弱勢群體和人格完整的原則(2013年))。檢疫和隔離等措施對弱勢群體的影響很大。家庭暴力、生活在不穩定經濟形勢中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中的人都需要特別關注。我們應當考慮如何支持他們，研究避免他們的處境惡化的策略，并進一步采取措施解決由于大流行病和隔離所導致的焦慮和心理壓力。
5.在全球大流行的情況下，每個人都面臨很高的風險。這突出表明，我們的健康權只能通過我們的健康義務得到保障(正如國際生物倫理委員會在其《與健康有關的個人責任原則的報告2019》中強調的那樣)，無論是在個人層面還是在集體層面。作為優先事項，我們需要在意識上認識到我們的責任，并將其轉化為行動。這包括政府有責任確保公共安全和維護健康，并提高公眾和其他參與者對維護健康所需方法的認識；公眾有責任遵守規則保護每個人的健康，不僅作為個人，而且首先作為一個社區；醫護人員治療和護理病人的責任。例如，承認個人的責任就要配合對自由的限制(例如“保持身體距離”)，這并不意味著對個人的“社會孤立”，也不意味著遠離社會關系，而是表達了在社交活動中保持適當的身體距離以防止傳染病傳播的義務。
6.政治家、科學家、權威人士和媒體發布的信息需要及時、準確、清晰、完整和透明。不同類別的信息是必要的，這樣每個人，無論年齡、生活環境或教育水平，都能夠評估情況。在社交媒體容易出現錯誤信息和“虛假新聞”的時代，準確的公共信息，更重要的是科學信息，應該在引導個人的社會參與方面發揮核心作用。關于實現日常生活活動的最佳方式的具體、實用和容易理解的信息不僅有助于公民保護自身健康，而且對于保障公共健康至關重要。實質上，信息需要真實、準確、透明和有分寸，以便不傳播恐慌或淡化情況的嚴重性，而且至關重要的是讓公民意識到迫在眉睫或未來的風險。
7.現在已經有大量的研究活動和臨床試驗來尋找新冠病毒的治療方法和疫苗。這些活動大多發生在地方層級。然而，與此同時，需要協調國際合作，并形成對倫理審查進程的共同理解。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世界衛生組織及其合作伙伴宣布組織一項名為“團結（SOLIDARITY）”的研究，以比較不同國家未經測試的治療方法，因為采用不同方法對可能的冠狀病毒治療方法進行的多次小規模試驗可能無法提供所需的證據。加速審查和批準新的方法可能是必要的，以便在這種公共衛生緊急情況下不延誤研究。迫切需要在全球范圍內建立一個負責任的研究監督委員會。這種委員會應收集在各地獲得的結果，并協調/分享審查程序，這在大流行背景下的例外情況，可能不遵循常規。在這方面，對各地道德審查委員會的指導至關重要。考慮到全球威脅的性質，在緊急情況下適應新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這樣的決定需要倫理上的正義(見《世衛組織關于管理傳染病爆發中的倫理問題的指南2016》)。不應違背倫理原則，但可以根據特殊情況進行調整。同樣重要的是，在這種情況下進行的研究不能純粹為了經濟利益。透明、數據共享并共享對所有人有利的研究需要被視為核心價值(見《IBC利益共享原則報告》(2015年))。國際生物倫理委員會和世界科技倫理委員會贊賞越來越多的資助機構和科學期刊響應韋爾科姆信托基金的呼吁，承諾在公共衛生緊急情況下以開放獲取方式提供與新冠病毒相關的科學出版物。
8. 尋找治療方法的緊迫性不應排除負責任的研究實踐。研究人員必須遵守研究的倫理原則，并且考慮到大流行病的性質，必須警惕對研究成果的雙重使用。所有研究活動均須由主管倫理委員會審查。此類獨立委員會必須保持不間斷的運作。
9. 手機、社交媒體和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可在應對大流行病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比如可以通過監控、預測和干預，影響疾病的傳播和人類的行為。確保充分解決因使用這些技術而產生的相關倫理、社會和政治問題是至關重要的。我們應始終尊重人權，謹慎平衡個人隱私與自主權價值，與安全和保障的價值。
10. 病毒的快速傳播導致國家、社區和個人之間設立了障礙，但這些極端的措施不應該損害應對大流行的國際合作，也不應該煽動或延續仇外和歧視情緒。出于道德的責任，我們應該構建團結與合作，而不是在孤立與排他中尋求庇護。眼下，雖然大多數社會是在鼓勵競爭的經濟模式管理下，但我們應該記住，人類是在合作中得以生存和發展的。應對大流行病，政府、公共與私營部門、公民社會以及國際和區域組織之間的全方位合作是至關重要的。
11. 大流行病揭露了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包括提供能夠進行診斷試驗的試劑、防護口罩、呼吸機等方方面面。國際生物倫理委員會和世界科技倫理委員會呼吁國際合作與團結，而非局限于狹隘的國家利益，強調在國際公共衛生緊急時刻，富國有責任幫助窮國。我們還呼吁采取措施，打擊任何試圖破壞國際團結的個人或團體的非法交易和/或腐敗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