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0-3111082
3047798688@qq.com
陳珂在給馬拉松志愿者做培訓。
陳珂在顧客小區樓下。
陳珂把外賣放入餐箱。
陳珂在送餐途中。
數字“6”如今對陳珂有著特殊意義。每次消費前，他都要把商品價格除以6——作為一個外賣騎手，6元是他每單的平均收入，他想知道眼前的商品需要送多少次外賣才能買到。
兩個月前，他還是個白領，在上海一家馬拉松賽事運營公司里，擁有一張屬于自己的辦公桌。不管冬夏，寫字樓的玻璃幕墻都會遮擋住強烈的陽光，空調讓室內保持著舒適的溫度。
在家人眼里，這是一個重點大學畢業生應該有的樣子。對熱愛跑步的陳珂來說，這份工作也符合自己曾經對未來的期待。
疫情改變了一切。今年上半年，全國各地的馬拉松賽事都被擱置，失去業務的公司就像進入了“休眠”——員工不用上班，辦公區保持著春節放假前的樣子，沒人知道這里什么時候才能重新忙碌起來。
陳珂每月的收入從1.2萬元，降到了上海的最低工資標準2480元。在來到上海的第三年，他不得不面對一個尷尬的事實：自己第一次處在“半失業”狀態。
他選擇“打零工”來度過這段時期，成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里“數以億計”的“包括零工在內的靈活就業人員”中的一個。
除了外賣騎手，這些“零工”還可能是快遞員、滴滴司機、代駕，或者網絡主播。他們處在不同城市，曾經從事不同的工作，現在他們不得不做出改變，去適應不確定性越來越高的外部環境。
“黑天鵝可能是疫情，也可能是別的事情。”陳珂把這次經歷當作“危機演練”。
他沒想到的是，做了兩個月騎手，收獲的不只是應對危機的經驗。
1
接到公司通知停工的電話時，陳珂沒有感到一點意外。只是那時他還沒做好準備，去面對接下來的艱難。
那段時間，他總是在公園的長椅上，“一坐就是一下午”。他努力思索，想要尋找到一個解決方案，卻又摸不著方向，“感到從未有過的無助、慌亂”。
因為和公司還有勞動合同，如果不辭職，他就沒辦法再做一份相對“正式”的工作。他針對自己的相關行業投了十幾份簡歷，想找一份短工，但沒收到任何一個面試通知。他清楚，這些公司也都在經受疫情的沖擊，投簡歷只是為了最后一絲可能，但這一次，運氣沒有站在他這邊。
與此同時，在河南鄭州，翟一帆正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
他在一家旅游類的B2B（Business-to-Business的縮寫，指企業與企業之間通過專用網絡或互聯網進行業務合作——編者注）公司上班，負責開發旅游產品賣給旅行社。受疫情影響，公司業務完全停滯，員工工資停發。他的妻子也在旅游行業工作，兩人只能待在家里，等待疫情結束。
一開始，翟一帆并沒有把這種狀況太當回事。原本每年春節過后就是旅游淡季，他習慣這段時間的低收入狀態。
壓力來自于快速縮減的積蓄。每月初，銀行的賬單就會準時發到他的手機上，房貸和車貸加起來要1萬多元，再加上一家三口的吃穿用度，翟一帆的家庭收支徹底失衡。
“如果這樣下去，我最多撐到八九月份。”簡單地計算后，一向對生活滿意的翟一帆，第一次感受到了家庭經濟的脆弱。
成為待業青年后，陳珂在上海的生活也開始變得不易。那段時間他特別害怕天黑，“每天都是凈支出，一到晚上就意味著第二天又要花錢”。
除去每月1500多元的房租，公司發的基本工資只剩下900多元。雖然有些積蓄，但對于從小生活在農村的陳珂來說，那些“家底”還未到不得不用的時刻。
他意識到眼下最需要做的是及時止損，所以很快就開啟了自己的“hard（困難的——編者注）模式”——每天必須的開支里，吃飯被壓縮到日均7元錢：早餐吃燕麥配牛奶，3元。午飯是泡面或者米飯配黃豆醬，平均3.5元。晚飯一般不吃，或者吃一碗白粥，0.5元。出門3公里內靠步行，距離再遠點的就坐地鐵或者公交車。
對于每月少收入的1萬元來說，這些“止損”還遠遠不夠。待業期間，陳珂擁有最多的是大把的時間。他想把這些時間利用起來，盡可能轉化成收入。
“當時不知道疫情還要持續多久，那幾個月本來應該正常工作的，靠的就是出賣時間或者體力、腦力來賺錢，我不能把時間浪費了。”
原來的行業沒有工作機會，他開始關注那些門檻不高，又能快速上手的工作。他考察過快遞員，最終因為時間不夠自由放棄。他也注冊過滴滴司機，但又不相信自己的“車技”，再加上沒車，隨即打消了念頭。
外賣騎手成了他的最佳選項。對陳珂來說，從事這個職業需要投入的一筆最高成本，只有不到200元——一套新的頭盔、騎手服，再加上餐箱。電動車可以租，每天10元。
裝備到手，再經過兩天的線上培訓后，陳珂擁有了一個新身份：餓了么外賣小哥。
即使“身無分文”，有人也可以“零成本入行”。在廣州，因疫情待業甚至負債的李江天，所有的工具只是一部手機和一個用了4年的舊書包，他只靠地鐵、公交和共享單車就開始了跑單。
翟一帆選擇了當代駕司機。這個職業要求有5年駕齡，并且有熟練的駕駛技術，因此比起外賣員，年齡門檻也偏高。
在滴滴代駕的面試現場，翟一帆與50多個中年男人聚在一起。這些未來的“同行”原本來自各行各業，“有搞午托的、賣建材的，還有開貨車的”。
大家戴著口罩，沒有太多交流，但眼神接觸的瞬間，他立即就能讀出對方的狀態，“焦慮、疲憊，和我一樣”。
陳珂、李江天和翟一帆在選擇新職業時，都做好了隨時回到原工作崗位的準備。他們都清楚，不管是外賣騎手，還是代駕司機，這些“零工”的退出成本都和進入成本一樣低。
他們的選擇不僅是一時的應變之策，也是一種趨勢。世界銀行在《2019世界發展報告》中提到，未來勞動力市場將日益變成“零工”（Gigs），而不是工作。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臨時工作（包括“零工”）在工業經濟體中的占比就開始上升，這是由不斷變化的供需關系決定的。
如今，提供按需服務的行業越來越多。在技術的加持下，陳珂、翟一帆們不過是作為勞動力資源，進入互聯網平臺，然后快速配置到了最需要的地方。
2
上崗第一天往往是艱難的。
第一天送餐時，陳珂碰到一家出餐慢的飯館，因為太過著急，他把塑料袋上的“46”看作了“49”。眼看就要到達目的地，商家突然打來電話，告訴他拿錯了單。
他只能原路返回、換餐，再把外賣送到顧客手中時，已經超時近20分鐘。這次緊張的送餐過程，最終沒有給他帶來任何收益，只換來站長一通責罵。
因為不熟悉流程，這天陳珂路沒少跑，卻只送了7單，收入39元。最后一單送到一半時，電動車電量耗盡，他只能把車子停到路邊，騎共享單車跑完了最后5公里。
來到客戶門前，他已經滿頭大汗，雙腿軟到“差點沒跪下”。他不斷向門縫里伸出的腦袋道歉，完成訂單后一邊自責，一邊慢慢挪到小區門口。
站在路邊，他感覺自己累到再也邁不出半步，不得不忍痛“奢侈了一把”，打了輛“滴滴”。他給司機指路，先開到電動車停放的地方，卸下電瓶和餐箱，裝進后備箱。
“你們外賣小哥現在下班都開始打車了？”司機從后視鏡里盯著還穿著騎士服的陳珂，一臉疑惑。
陳珂苦笑，把一天的遭遇分享給面前的陌生人。話音剛落，司機抬手在手機屏幕上一劃，結束了行程。
“小伙子，咱們都不容易，剩下的路就當我送你回家了。”
坐在后排的陳珂側過臉，眼淚“沒出息”地流了下來。自己跑了一整天，收入不到40元。如果再除去車費，當天幾乎等于白干。
他不知道自己的眼淚到底是因為嘗到辛酸，還是感到溫暖。“待業”的幾個月里，他遇到過更大的委屈，和更多的感動，但這是他唯一一次流淚。
翟一帆上崗的第一天也不輕松。晚上7點，他來到系統指派的“新手”區域，等待第一單生意。他把手機攥在手里，忍不住頻繁刷新派單信息。20分鐘后，手機的震動從手指快速傳遞到大腦，這幾乎讓他打了個激靈，第一份訂單來了。
系統顯示，自己距離客人3.6公里。他知道客人叫代駕時，酒席一般已經散場，不會預留太多等待時間。那時他還沒來得及買電瓶車，沒時間考慮，到路邊刷開一輛共享單車就出發了。
“我咬著牙，站起來使勁蹬，3.6公里5分鐘就到了，和騎電瓶車用的時間差不多。”就這樣，翟一帆用共享單車創造了自己的騎行速度記錄。
到酒店附近后，他放好自行車，強壓著就要喘出的粗氣，平復呼吸，走到客人面前。客人點頭示意，把鑰匙遞給他，然后坐進車里，中間沒有一句交流。沒人知道他剛剛的“風馳電掣”，沒人問他的名字、細看他的樣子，一切都像他想象的那樣平常，“我只是個代駕司機，我只需要完成自己的工作”。
最初幾天，翟一帆發現零點過后自己總是接不到派單。這個時段代駕需求量減少，代駕司機需要主動向平臺“報單”，才能保證自己的業務量。
他經常看到同行守在酒店門口，見到客人走出來，就湊上去，推銷自己的代駕服務。
在過去的工作中，翟一帆也需要經常與客戶打交道，但都是商務往來。“大家坐在桌子前談判，誰也不用降低姿態。”
現在，看到近在咫尺的客戶，他卻拉不下臉，“過不了心理關”。
陳珂也把自己的新職業當作了秘密。3個月來，他沒在同事群里透露過任何關于自己送外賣的信息，怕“掉價”。
家人是最重要的“保密對象”。“他們每次跟街坊談起自己的兒子在上海有個正式工作時，都很驕傲。”陳珂也理解，在河南農村，一個重點大學畢業的孩子只有如此，才叫有出息。“如果他們知道我現在在送外賣，可能會瘋掉。”
廣州外賣騎手李江天的上一份工作是銷售。跑單期間，他關閉了朋友圈，“沒人愿意跟一個外賣騎手談生意”。
3
送到第十九天時，陳珂的日收入第一次突破了300元。
那天收車后，他買了兩杯星巴克犒勞自己。春節前，這是他“想喝就喝”的飲品，現在看著握在手里的咖啡，他首先想到的是“需要送10單外賣才能買到”。晚上到超市買菜，豬肉的單價是“每斤5單外賣”。
不管是送外賣，還是代駕，跑完一單就馬上能看到自己剛剛掙到的錢，這種收入模式幾乎改變了陳珂和翟一帆的消費觀。
“以前工資都是按月發，感覺錢還不少。現在每天在手機上看到自己的收入，感覺那都是辛苦錢。”翟一帆笑著說。
做代駕前，他每天下班后，不是與朋友聚餐，就是在家打游戲。現在，晚上7點半，他會準時帶上折疊電動車出門，開始一天的工作。最晚的一次，到家時已經天亮。
陳珂每天要走超過1.5萬步路，爬50層樓。最“慘”的一次，他碰到一個小區電梯維修，只好一口氣爬到12樓。
在做騎手的第二十五天，他的膝蓋在反復上下樓后“歇菜了”。長期跑步的經驗告訴他，膝蓋有了積液。他不得不在床上躺了3天，才逐漸恢復過來。
之前他也在網上看到過，有騎手因為訂單快要超時，在電梯里急得哭出聲。有時自己點外賣，也會碰到火急火燎的騎手，一邊把餐遞過來，一邊擺出離開的姿勢。那時他覺得這些都有點夸張，“不就是一單外賣，怎么能這么著急”。
“以前只知道外賣小哥很辛苦，但沒有真正在意他們的處境。”陳珂說自己以前是點外賣的，現在開始送外賣，“換了位置，才更理解雙方。”
他記得有次同事點外賣，晚到了半個小時，對著騎手“暴跳如雷”。騎手沒有解釋機會，只能不停地說對不起。當時陳珂也在場，但他沒說什么，甚至覺得同事教訓得好。
“他可能像我一樣，車子沒電了，也可能只是餐廳出餐慢。”現在，陳珂開始理解那個騎手的遭遇了，“自己犯了錯卻沒又沒辦法彌補，很難受”。
做騎手后，陳珂最怕的就是送餐途中接到顧客電話。“打電話就說明對方已經忍耐一會兒了，我不是怕客人給我差評，而是這樣的電話會讓人覺得，這件事沒辦好，對不起人家。”
他逐漸明白，任何一種工作，想要真正做好都不簡單。晚上送餐時，他看不清樓棟號，就買了支手電筒。為了防止灑餐，他買了固定餐盒的夾子。
在廣州，每次遇到天橋，為了避免傾斜灑餐，李江天都要把餐箱取下來，先抱著過橋，再回來推車。
成為代駕后，翟一帆開過各種各樣的“豪車”。他提前做了功課，把很多車型的擋桿、手剎，甚至車燈開關的位置，記到了自己的手機上，空閑時就拿出來翻看。
除了辛苦和收入，新職業也給他們帶來了“出圈”的機會。
來上海近4年，陳珂就像一個陀螺，在住所和公司之間的線段上往返。他眼里的上海，只是線段兩端方圓3公里內的樣子。
送外賣讓他重新認識了這座城市。有時剛從一個單價15萬元左右的高檔住宅出來，下一單就進入了一個老小區，“里面打隔斷，一個隔間里還擺兩張高低床、住4個人的那種”。還有人一天三頓都叫外賣，門口堆滿垃圾，“家里搞得像網吧”。
這種強烈的反差有時會讓他感到恍惚，但又無比真實。
一天下午，上海忽然下起暴雨，烏云籠罩下，整座城市宛如黑夜。他提前收工回家，然后打開應用，翻看自己一天的“收成”。他發現，在這樣風雨交加的天氣里，有人點了麻辣香鍋，有人點了奶茶，有人點了水果，“每一單的背后都是一個人或者一個家庭，是最真實的生活”。
“我每天都能接觸到形形色色的人，看到各個階層的生活。看的多了，自己慢慢也有了平常心。”陳珂說自己打消了一些不切實際的想象，也不會再輕易怨天尤人。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且確信雙腳正結結實實地踩在路上。
在鄭州，連續3天過了零點接不到派單后，翟一帆終于走到酒店門口。目標顧客越來越近，他向前一步，試著模仿從老代駕那里學來的姿態、語氣：“您好，請問您需要代駕嗎？”
對方回過頭，禮貌地笑了笑，然后擺擺手。這單沒有成功，卻讓翟一帆多了一些信心。
“客人很禮貌，讓我覺得對方是尊重我的。”他忽然發現，別人并沒有看低他，“是我自己看不起自己”。
后來與朋友聚餐時，他主動提起了自己的新職業，并且現場打出廣告，“以后喝了酒，都找我代駕”。
現在，父母幾乎每天會主動問起，“昨天跑了多少單”，幾個同事也向他打聽新工作，考慮入行。
他逐漸找到這份工作的樂趣，上崗不過半個月，“除了跑車，其他牌子的豪車基本都開過了”。更重要的是，他見識了許多中年男人最真實的一面——酒后，他們更愿意在陌生人面前卸下防備。
他發現在鄭州這座城市，晚上喝完酒叫代駕的顧客里，有一半都是“搞工程的”，“打開后備箱，就看到里面放著的白色安全帽和熒光背心”。
他曾接到過一個路虎車主的代駕訂單，平臺要求代駕司機不能打擾乘客，上車后兩人禮節性地相互問好，就再無交流。
“你這行現在干著咋樣？”一陣沉默后，有些醉意的車主主動發聲。
那個看起來事業有成的顧客癱坐在后排，聲音低沉，慢慢講起生意遇到瓶頸，每天筋疲力盡，又不想把情緒傳遞給家人。
翟一帆開始只是安慰，不一會兒，兩個男人就互相傾訴起苦悶。
這單結束后，翟一帆忽然覺得輕松了許多。他發現，不管有錢還是沒錢，光鮮還是落魄，每個人在不同時期都有各自的壓力、困境，“自己遇到的這些事算不了什么”。
翟一帆的公司還沒重新開張，但他已經決定把代駕作為長期的副業，“什么時候干都能多一份收入”。
李江天考慮辭掉推銷員工作，做全職外賣騎手。只是他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零工經濟目前還缺乏保障。這是種新型的勞動關系，一般都不會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因此社保還沒有完全覆蓋。
6月初，陳珂的公司終于復工了。他再次回到工位上時，已經有了不同的感覺。他拿出從前擬好的、已經落灰的職業規劃，在下一項待辦事項里打上一個重重的記號。
他沒有把電瓶車退租，周末時又“重操舊業”。只是這一次，他已經不再在乎周圍人的眼光。
（本文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