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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來有之孔子曾當教官
先秦軍訓成學校“香餑餑”
學生軍訓古已有之，且綿延傳承四千余年。
在中國，學生軍訓最早可追溯至夏商時期。根據記載，在商代，由于諸侯間戰爭增多，統治者對軍事訓練日益重視，除了對正規軍隊進行訓練外，還通過學校對各級貴族進行軍事教育。從西周開始，官學分“國學”與“鄉學”，并有“小學”和“大學”兩級。其中的“大學”，即以“六藝”為標準課程，“禮、樂、射、御、書、數”成為學生需要掌握的六種基本才能，其中的射、御，即為古代的軍訓，教師一般由軍官擔任。
到了諸侯紛爭的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更加重視軍事人才教育和訓練，軍訓成為官辦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就連孔子的“民辦學校”也很重視軍訓。孔子作為中國國民教育的開創者，他在教育過程中，將射御之術看得與禮樂教化一樣重要。孔子曾在矍相的園圃親自教弟子學習射箭，他在教弟子習射的同時，還不失時機地對民眾進行禮的教育。可見，孔式教育理念是講究文武兼修。
秦漢軍訓漸“失寵”
秦漢時，統治者對學生軍訓的重視程度逐漸減弱，學校軍訓則開始走下坡路，隨著儒家學術被奉為正統，“六藝”也變身為儒學六經，軍事教育內容消失，軍訓的職能弱化為一種禮儀程式。其實，秦在建立統一政權之前，仍對軍訓十分重視。但在一統天下之后，除加強邊防，用兵的機會變得極少。
雖然秦漢時期學校軍訓逐漸蕭條，卻并未廢止，因為在地方學校教育中仍有軍訓的內容。東漢王莽執政時，每年春秋之際，經學家劉昆都會帶領五百多名弟子習武，以致王莽懷疑其圖謀不軌，把他及家屬都關了起來，也就是說，當時連民辦學校都不能從容搞軍訓了。
隋唐宋忙于“備戰”科舉
隋朝時更是開始“偃武修文”，大力削減武力裝備，國家教育重點由學武轉為修文，科舉也逐漸開始成為主流。唐朝在開國之初便確立了戰時重武、平時重文的國策，但唐太宗李世民于貞觀元年曾說：“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唐朝的取士之法仍偏科舉，學校淪為科舉附屬品，軍訓廢止。此外，理學開始萌芽，逐漸形成重讀書輕實踐，重靜坐輕活動的教育理念。武則天時，文武科舉分開，文舉不考武藝，為謀取功名，學生們無暇學習軍事課程，軍訓漸被棄之不顧。
到了宋朝，興文教、抑武事的政策被推
向高潮，武將地位被書生士子全面趕超。宋太祖認為，武將握兵權而強，君主失軍權而弱，為保趙氏江山穩固長久，必須鏟除藩鎮割據勢力，堅持崇文抑武的國策。
明、清兩朝開國皇帝都以武得天下，自然重視學校的軍事教育，朱元璋力圖在學校恢復孔子的“六藝”。他在洪武三年批示，要求國子學和縣學學生都要習射，命國子監辟射圃賜諸生弓矢，并在科舉考試中加試“射”“騎”科目，有了考試的引導和政府對器械的投入，促進了學校軍訓的發展。
清承明制，開國之初舉辦教育是文武并重。從官學、國學到地方學，學校的課程多數是文武兼備，都開設騎射課。文科考試先試騎射，八旗子弟武功不及格者不能參加文科考試，風氣所及，學校軍訓熱情大為高漲，民間也競相效仿。一些學校除了開設騎射課，還開設武術、舉重等必修課，致力于培養文武全才。但是，武功根本敵不過科舉八股，軍訓成了形式主義。
明、清初的學校軍訓終究未能從復興走向發展，這是因為程朱理學仍是明清社會的主流，程朱理學都受到最高統治當局的極力推崇，仍是“半日讀書，半日靜坐”。
清末屢吃敗仗興起尚武小高潮
到了清末，清政府慘遭列強羞辱，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慘敗更是讓全國上下意識到了“強兵尚武”的重要性，遂又興起尚武的小高潮。
1902年，蔣百里發表《軍國民教育》一文，明確提出國民教育的實施應通過學校教育，訓練學生行軍、射靶、擊劍、野外演習等能力。清政府于1906年頒布《教育要旨》，把尚武教育列入教育宗旨，正式頒布學校軍訓的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