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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7798688@qq.com最近，四川35名大學生因為“討薪”煩惱不已——他們在暑期應聘至內江市資中縣、威遠縣的8個鎮從事中小學生課程輔導。但輔導結束后，卻有大部分人“工資”至今未拿到。培訓組織者“天辰教育”負責人王縣一度“玩起了消失”……
9月7日下午，王縣突然聯系其中一名大學生表示，愿意協商解決此事，但不會見面談。隨后，大學生們的代表與王縣多次協商，因各自計算的拖欠工資總額差距太大，王縣稱目前拿不出錢，所欠工資需在11月和12月分兩次付完，雙方未能達成一致。
9月9日，紅星新聞記者聯系上王縣，他表示愿意協商解決這事，但現在確實拿不出錢。對于辦學許可，他表示不知道需要辦學許可證，且未回應是否辦了相關營業執照。
資中縣勞動監察大隊相關負責人介紹，因“天辰教育”未注冊，不是合法用人單位，加上培訓“老師”是在校大學生，雙方不構成勞動關系，他們正積極協調雙方解決此事。如協調不成，雙方可通過訴訟解決此事。紅星新聞記者獲悉，資中警方也正在調查此事。
↑王縣的“天辰教育”某教學點現場
實際上，這并非個案，在全國多地都曾發生類似事件。紅星新聞記者調查發現，近年教育培訓“市場”開始延伸至鄉鎮。尤其是每年暑期，不少鄉鎮都會突然冒出多家“教育培訓機構”，絕大部分無辦學資質。教育部門表示，近年來，這些暑期在鄉鎮上非法辦學，藏身民房、茶樓和賓館的培訓機構，猶如“打游擊”一般，成為一大監管難點。
①事件——
暑期培訓機構打工被拖欠“工資”
9月讀研，今年6月本科剛畢業的葛某之前待在四川內江老家，想打一份暑假工掙點學費和生活費。6月25日，她通過某招聘平臺應聘后，被安排至內江市資中縣公民鎮，擔任“教學點主管”。6月27日，她前往公民鎮后，和一名叫王縣的男子簽了“兼職服務協議書”。
協議書上未加蓋公章，王縣作為招聘方“成都天辰教育服務機構”代表簽名，雙方約定了工作時間表和雙方權責等。“簽名和手印都是王縣的。”葛某說，在公民教學點和她一起工作的，也是從在校大學生中招來的，包括1名“助理”和3名“老師”。6月30日，根據王縣提供的宣傳展架、條幅和宣傳單等，她和“老師”們在資中縣公民鎮上開始招生。
“20多天招了58名中小學生，小班輔導的每名學生收費400多元到700多元不等，一對一輔導的最高收2000元。”葛某記得，招生期間，由于“天辰教育”在資中及內江其它區縣的鄉鎮還布了點，王縣除電話和微信聯系外，平時偶爾到現場“指導”。但招生收到的3萬多元“學費”，她都按王縣要求，分多次轉給對方。
招生結束，葛某和教學點的“老師”開始對中小學生進行語文、數學、英語、物理、化學等科目輔導。“我們住宿和輔導的地方，都是王縣安排的人找的普通民房。”葛某說，招生和上課期間，王縣向公民鎮教學點5人每人支付了300元餐補和1000元工資。按照協議約定，剩余工資在8月23日前支付。
↑公民教學點的兼職大學生和王縣討要工資的聊天截圖
“上了24天課，8月15日結束。”結束后，葛某回到家中。據她介紹，隨后，她和同事們多次催問工資，但從最初的8月23日前到8月底前，王縣一推再推。8月30日又以銀行卡限額為由稱“快則4天，慢最多一周”。
然而，9月5日，王縣突然從微信群中退出，并將他們5人的微信“拉黑”，“電話也打不通了，玩起了消失。”
35名大學生建微信群一起“討薪”
和葛某等5人有同樣遭遇的，還有在資中、威遠多個場鎮教學點打暑假工的大學生們。據他們介紹及提供的相關資料，除了公民鎮，王縣至少在資中縣雙河鎮、龍結鎮、雙龍鎮、高樓鎮等7個場鎮，以及威遠縣高石鎮設有教學點。
“除了幾個本科剛畢業的，我們絕大部分都是在校大學生。”因為“討薪”，除資中縣重龍鎮蘇家灣外，其他8個教學點的35名大學生聚在了同一個微信群。
據他們介紹，各教學點的主管和助理是和王縣簽的協議，其他“老師”的協議都是王縣委托的片區經理廖某簽的。包括提成、課時費、管理崗位補貼、獎金等在內，王縣僅向8個教學點的35人支付了4萬余元“工資”，還欠8.9萬余元。
王縣“消失”之后，這群大學生為了討薪，在微博上發文曝光。因絕大部分學生已返校，他們派出代表前往資中當地勞動監察部門和公安機關，反映情況或報案。
↑9月5日，王縣退群
據多名當事大學生介紹及提供的招聘平臺截圖顯示，35名大學生中，有不少人是通過招聘平臺應聘的，應聘機構均是“重慶壹心嘉行教育”。當時平臺顯示的招聘方片區經理或人事主管除了王縣，還有“李雪露”、陳某等人，但他們應聘后，對方卻稱機構已改為“成都天辰教育服務機構”。
“片區經理廖某告訴我們，王縣原來在重慶壹心嘉行教育干過，后來出來單干，成立了‘天辰教育’。”多名大學生稱，招生中，王縣及廖某還提供了“重慶永川區天琴教育培訓有限公司”的營業執照圖片，但廖某曾提醒他們“可以給家長看，但不要外漏”。
然而，紅星新聞記者在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中并未查到“成都天辰教育服務機構”。按照“一點一證”的要求，在資中及威遠多個鄉鎮開展教育培訓的該機構，也并不在當地教育部門公布的白名單中，也就是說，并無辦學資質。
9個點學費25萬 賬面顯示賺了
9月7日，紅星新聞記者相繼聯系上重慶永川區天勤教育培訓有限公司、“重慶壹心嘉行教育”，以及當時招聘大學生的“人事主管”陳某和廖某。
但永川區天勤教育前后兩名法定代表人均表示，他們不認識王縣，也不知道王縣從何處拿到的公司營業執照圖片。“重慶壹心嘉行教育”相關負責人則表示，王縣曾在該公司做過兼職，但今年5月以前便離開了。
↑王縣在招聘平臺發布的招聘信息
“去年，我們在同一家（教育培訓）機構做過兼職，覺得這是一個商機。”還在成都文理學院上學的陳某稱，王縣是他的師兄，今年剛畢業。
暑假前，王縣找到他幫忙“招人”，給了他“重慶壹心嘉行教育”營業執照圖片在招聘平臺注冊，還稱經過了“重慶壹心嘉行教育”老板的同意。幫忙“招人”后，他在內江市東興區田家鎮王縣設的教學點兼職“當老師”，也有部分“工資”沒拿到。“他在內江東興區及資中、威遠共招了50多名大學生，我幫他招了30多個。但我現在也聯系不上他了。”
廖某則稱，她是去年大學畢業的，今年應聘至王縣處，幫王縣負責資中及威遠9個點的人員安排和租房等。“9個點，王縣收走的‘學費’是25萬左右。”9月7日，廖某介紹，她根據協議計算，王縣拖欠資中和威遠片區9個點的工資近10萬，并欠她工資1萬多元。在她看來，除去租房和“老師”工資等成本，王縣在資中和威遠的9個點是賺了錢的。
她提供的9個點總賬表也顯示，9個點共入賬“學費”25萬余元，住宿費支出1.1萬余元，教學場地費支出1.8萬余元，“兼職”和雜費6156元，餐補1.1萬余元。“但我現在也聯系不上他。”
組織者突然“現身”協商 雙方未談攏
9月7日下午，“消失”兩天多的王縣突然聯系其中一名大學生，表示愿意協商解決此事。隨后，資中縣勞動監察大隊相關負責人電話聯系上王縣，王縣承認自己有錯在先，愿意和大學生們選的代表協商解決此事，但他表示不會見面談，并稱大學生們討薪的有些行為給他造成了“困擾”。
但隨后，王縣算出的拖欠工資總額是4.6萬余元，這和大學生們所稱的8.9萬余元存在不小的差距。“錢少了那么多，在短期內能給，我們都認了。”9月8日晚，代表大學生和王縣協商的劉某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大家商量后希望王縣在兩周內付完，但經過多次協商，王縣仍稱目前拿不出錢，所欠工資需在11月和12月分兩次付完。為此，他們未談攏。“主要是覺得他一點誠意也沒有，還稱給他造成‘困擾’，他買張車票就走了。”
“我愿意和他們協商解決這事，但他們要兩周內，我現在確實拿不出錢。”9月9日上午，王縣告訴紅星新聞記者，他是今年剛畢業的大學生，做暑期鄉鎮教育培訓“虧了”。
↑“天辰教育”招生時的宣傳展板宣稱“名師授課”
對于辦學許可和是否冒用重慶機構名義“招人”等，王縣表示，他不知道需要辦學許可證，此前“招人”時還在“重慶壹心嘉行教育”兼職，也曾在永川區天勤教育做過兼職，后來使用的“成都天辰教育服務機構”是他取的名字，但他并未回應是否辦了營業執照。
資中縣勞動監察大隊相關負責人介紹，因王縣的“天辰教育”未注冊，不是合法用人單位，加上培訓“老師”是在校大學生，雙方不構成勞動關系，他們正積極協調雙方解決此事。如協調不成，雙方可通過訴訟解決此事。
9月8日下午，紅星新聞記者從資中警方獲悉，警方也正在調查此事。
②調查——
每到暑假冒出多家培訓機構，大多無資質
據此次“討薪”的大學生們介紹，“天辰教育”9個教學點的教學場地，都是臨時租來的民房、茶樓、飯店和賓館。每個教學點招收的學生少則三四十名，多則六十多名。他們所在的場鎮，除了“天辰教育”，都有類似的其他教育培訓機構。“公民鎮上就有五六家，他們有的對外宣稱是教師授課，但上課的也是在校大學生。”葛某稱。
紅星新聞記者近幾年持續關注和調查也發現，至少五六年前起，內江不少鄉鎮開始形成暑期教育培訓“市場”。每到暑假，這些鄉鎮就會突然冒充少則一兩家，多則五六家甚至更多的教育培訓機構。
他們招收中小學生進行學科類培訓和輔導，每名學生的“學費”少則幾百元，多則上千元。加上招生，這些機構每年暑期待在鄉鎮的時間多在1個半月左右，“上課”時間在20天至一個月不等。
↑2018年，內江市東興區某鎮，藏身民房的教育培訓現場
內江當地教育部門此前接受紅星新聞記者時介紹，根據《民辦教育促進法》等法規，針對中小學生學科類和藝術類的培訓和輔導機構，必須取得辦學許可證方能開展，而且是“一點一證”。同時，培訓機構的場地必須經過住建部門和消防驗收，教師也必須取得教師資格證。
然而，紅星新聞記者調查發現，暑期游走在內江鄉鎮上的教育培訓機構絕大部分都無辦學許可證，他們的教學場地除了早期有租用民營幼兒園等，大部分都藏在場鎮上的民房、餐館、茶樓或賓館，條件簡陋，環境嘈雜，有的甚至存在明顯的安全隱患。
“老師”多為在校大學生，無教師資格證
這些教育培訓機構有來自當地城區和外地的，也有返鄉大學生“加盟”的，甚至還有營業執照信息都查不到的，而“老師”幾乎是在校大學生，除了少數人持有教師資格證，不少“老師”是非師范專業學生。
曾有在職教師表示，大學生輔導鄉鎮中小學生，知識量更大，但有的自己學習成績都很差，毫無教學經驗，補課效果很難保證。紅星新聞記者2018年在內江市市中區永安鎮調查時就發現，一名自稱師范院校英語專業的大學生在輔導初中生英語時，還不時拿起手機，檢索英語單詞的“發音”。“馬上大四，主要是積累經驗，一個月收入也有兩千左右。”該大學生曾如此說道。
↑某大學生和王縣簽訂的“兼職服務協議”
“去補課，幾百塊錢不多，多少能學到一些，至少比待在家里玩手機強。”紅星新聞記者在鄉鎮上走訪發現，不少學生都是由爺爺奶奶帶到培訓機構，其中不少人都持上述看法。而他們送孩子去培訓時，基本不會問培訓機構是否有辦學資質，有的甚至不懂這一點。
實際上，這一現象并非只出現在四川內江，據媒體公開報道，近年每到暑假，無辦學資質教育培訓機構出現在全國不少地區的鄉鎮，有的培訓后拖欠兼職大學生工資，有的收了家長們“學費”跑路，有的還曾出現安全事故而發生糾紛。
在網絡招聘平臺上，一些培訓機構每年都會在暑期前，招聘一大批在校大學生到鄉鎮做教育培訓，如重慶有教育培訓機構連續多年宣稱招來的“老師”被安排至重慶、四川、貴州、云南等地鄉鎮上，從事中小學生教育培訓或課程輔導。
③回應——
非法辦學 應退還非法所得及接受罰款
對于鄉鎮暑期培訓亂象，教育部門已予以關注。“我們發現培訓機構有向農村鄉鎮蔓延的趨勢。”內江市威遠縣教體局相關負責人曾在接受紅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威遠因此加大了對暑期鄉鎮教育機構非法辦學的查處力度，也曾取締了一部分機構。
包括威遠在內，內江多個區縣教育部門都認為，在鄉鎮興起的暑期教育培訓“市場”是整治難點，因為學生、家長及當地群眾幾乎不會關注這些機構的資質，也不會舉報。加上暑期培訓時間短，且多為外地機構“打游擊”，監管部門接到反映后前往查處，而這些機構早已離開。
“對非法辦學的，我們是發現一起，查處一起。”9月8日，資中縣教體局職成股（社會力量辦學管理股）相關負責人表示，對此次發生在資中的“天辰教育”拖欠兼職大學生工資一事，教育部門也將聯系王縣處理此事。“同時，按照《民辦教育促進法》規定，對這種非法辦學的，教育部門可要求其退還25萬元非法所得，并處以非法所得1至5倍罰款。”
持續加大整治力度 內江發布“黑白名單”
該負責人介紹，近年來尤其是最近兩年，資中教育部門持續加大對校外培訓機構的整治力度。
通過整治，資中縣內有固定場所的校外培訓機構取得辦學許可證的，已從兩年前的20多家增至如今的60多家，其中有10家左右在鄉鎮上。最近兩年來，內江市教育局每月也向社會發布各區縣的校外培訓機構“黑白名單”，提醒家長和學生們選擇正規教育培訓機構。
“對鄉鎮上非法辦學的教育培訓機構，最近幾年，我們和中心校會曾定期不定期摸排，接到舉報后也會前往調查，并根據調查情況要求停辦。”該負責人說，同時，鄉鎮上各學校在放假時都會提醒家長送學生參加校外培訓時，一定要選擇正規培訓機構。
該負責人表示，對鄉鎮暑期教育培訓的監管力度還需持續加大。“我們是責任主體和部門，但人手有限。”
↑2018年，藏身內江市市中區某鄉鎮民房內的教育培訓現場
該負責人還說，各鄉鎮中心校作為直接管理主體，教育部門也將考慮將民辦教育的監管納入中心校的年度考核，以提高中心校監管鄉鎮校外培訓機構的主動性。他提醒，在校大學生未取得教師資格證的，暑期打工可選擇其他用人單位。即使有教師資格證，也應選擇有辦學許可證的正規機構。
資中縣勞動監察大隊負責人也提醒，在校大學生兼職和打暑假工需選擇合法用人單位，并簽訂相關合同或協議明確工資及發放時間等。
紅星新聞記者 姚永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