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走于生死之間的器官捐獻協調員：每個人的故事，都值得訴說

何炯在宣講會上給聽眾科普器官捐獻 見習記者 陳馨懿 攝

　　她是器官捐獻協調員，奔走于生死之間

　　即使看多了生死，她常常也會忍不住流淚，因為——

　　每個人的故事，都值得訴說

　　46歲的何炯，似乎很難逃離“悲悲戚戚”的工作。

　　20年的護士生涯，她一直在浙醫二院重癥監護室，工作常態就是生命的脆弱和無助。

　　38歲的那年，她調離護士崗位，成了省紅十字會一名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

　　對大部分人來說，這是一份陌生的職業。直白點說，就是針對臨床上確認腦死亡的病人，勸說其家屬捐獻病人的人體器官。太過冰冷和殘忍的這份工作，何炯更愿意詮釋為“生命擺渡人”：拯救一個生命，延續一個靈魂。

　　認識何炯，源于最近杭州本地論壇上一則討論器官捐獻的帖子。發帖的姑娘和父母在這個問題上產生了嚴重的分歧。

　　器官捐獻，對一方意味著死，對另一方又意味著生，抱歉、卑微、感激、幸運……人世間似乎沒有哪一個決定讓人如此糾結。

　　8年時間，何炯和同事們勸說了四五百個家庭，成功的有一百多例，這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數字。其間遭遇冷眼和不理解，甚至謾罵。

　　“每個人的故事，都值得訴說。”何炯將這些故事裝在心里。

　　因為你能做這個工作

　　躺在病床上的那些青年與中年，往往因為一場意外或一次突發疾病，讓他們基本符合臨床腦死亡的標準：比植物人更糟，沒有恢復的可能，不再有自主呼吸。

　　和真正的死亡，只有一臺呼吸機的距離。

　　拔掉呼吸機，不用太久，他們的心臟就不再跳動，血液也停止流動。再過五分鐘，沒有取出的器官就會冷卻凝固。

　　每凝固一個器官，就意味著平均一百五十位等待器官移植的人，失去一次機會。心、肝、腎衰竭的患者，根本來不及讓希望變成失望，因為等候列表里，新的病人進來，舊的病人已經離世。

　　但如果捐獻器官，一條生命，至少能拯救另外三條生命，讓三個家庭重燃希望。

　　這些信息都在何炯的心里。

　　有過20年重癥監護護士的工作經驗，做過浙江第一例肝移植特護，這些都是她如今成為協調員的優勢。

　　但即便如此，她依然很難在開始介入時單刀直入介紹器官捐獻的種種好處。

　　懂得換位思考，這也許就是她在2012年，被選中為浙醫二院第一位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的原因吧。

　　“只有你能干這個工作。”就是這么一句話，何炯上崗了。

　　她知道這個工作難，卻不知道有這么難。

　　器官捐獻，實行直系親屬一致同意的一票否決制。即使到捐獻前的最后一刻，都可以反悔。為了照顧家屬心情，何炯不會刻意穿工作服掛上證件，普通得就像穿著嚴肅的圍觀者。

　　“你好，我是紅十字會的協調員。”這是見到家屬時，何炯的開場白。她故意省略了“器官捐獻”四個字。因為她知道，這個詞有時候比“死亡”還要敏感。

　　正因為敏感，所以每一個措辭，每一個停頓，她都很謹慎。

　　何炯說自己是幸運的，遇到的家屬都挺溫和，只是“溫和”的背后是堅決的反對。

　　在不少人根深蒂固的思維中，完整即是圓滿。大部分家屬也有這樣的理解：“器官都捐了，還能拼湊來生嗎？”這成為了何炯工作最大的障礙。

　　2010年至今，浙江省有將近1500個器官捐獻案例，生前表達過意愿的只有二三十人。

　　而勸說成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所以，每一次在和家屬見面之前，何炯都要預演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人與人的溝通沒有任何模式可以套，非要說的話，要讓家屬知道我是來幫助他們的，而不是來索取的。”

　　他/她有知情的權利

　　“我努力了，但我不強求”是何炯做協調員的心態。她堅持任何事情都應該在平等又真誠的環境下被促成。

　　在勸說過程中，她都盡量放低音量，柔聲細語。“你們有沒有想過患者去世以后怎么辦？”這是她用來引入話題的一句話，大多數人都沒有準備好親人的突然離世，“我只是給你們一個建議，你們可以聽聽看。”

　　介紹完器官捐獻，何炯會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和空間思考，不會死纏爛打。

　　克制很重要，要讓家屬自己做決定。曾經有家屬捐獻了又后悔，抱怨要不是協調員一直跟著自己，他們怎么會心軟答應。“我要是聽到家屬這么說，我會很難過的。”

　　她當然希望，人體器官捐獻成功的案例越來越多，只是有些意外不能避免。

　　曾經，一個女人遭遇車禍，兄弟姐妹和子女都同意了器官捐獻，卻向年邁的母親隱瞞了這個消息，老年喪女，沒有人能承受。家屬提出代簽，但何炯拒絕了，“雖然很可惜，但老母親有知情的權利。”

　　一天行駛800公里只為跟家屬見上一面，這么多年都不敢出遠門因為要24小時待命，不敢穿顏色太鮮艷的服裝會影響家屬的心情，給予家屬工作之外的私人幫助……這些，都是協調員的日常。從業8年，原本就感性的何炯，似乎變得更容易流淚了。

　　“即使看多了生死，常常也會忍不住，情感的沖擊實在太大了。”

　　我想聽他叫我一聲“爸爸”

　　一般來說，為了避免被情感左右判斷和行事，協調員不和受助者接觸。

　　8年來，只有一次，何炯無意間打破過“零接觸”。

　　她在病房里碰到了那位年輕的受助者。一米八的大高個，三十來歲，很帥氣，因為心臟衰竭無法躺著入眠，需要打針才能坐靠著瞇會兒。是否還能等待到一顆健康心臟，他不知道。

　　何炯目睹著這一切，心里很難受。

　　她心理建設了一陣，還是下定決心，再次聯系了各項指標都比較匹配的捐贈者的家屬。捐贈者是一個因意外而過世的女生，父親和哥哥已經同意捐贈女孩的腎臟、肝臟和眼角膜了，但是心臟除外。

　　“受助者是一個丈夫，一個爸爸，一個兒子。一顆心臟，救的不僅僅是他一個人，而是他的一個家。”何炯說得真誠，最后打動了那位女生的父親。

　　這是何炯第一次為了受助者而“努力糾纏”。幸好，結果如雙方所愿。

　　但女生的父親有一個條件：“我想聽他叫我一聲‘爸爸’。”

　　多無力又動人的要求，何炯沒有理由拒絕。

　　心臟移植手術之后，何炯來到了受助者的病房，撥通了電話，兩個陌生男人，因為那一聲“爸爸”，聯系在了一起。

　　何炯并不知道電話那頭，女生的父親是否泣不成聲，但她知道那一聲，彌補了遺憾。（本報記者 楊茜 見習記者 陳馨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