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洋】
曾經推動中日關系進入蜜月期的那位日本首相去世了。
11月29日早晨,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去世,享年101歲。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當天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我接到訃告的時候,感到萬分悲痛。我與全體國民一道衷心哀悼。”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則給予了中曾根高度評價,“為推動中日關系發展做出重要貢獻,我們謹對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屬表達誠摯慰問。”
對于今天的中國年輕人來說,“中曾根康弘”可能是個有些陌生的名字,但對于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中日蜜月期的人來說,他是一個重要的符號。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 @視覺中國
中曾根康弘1918年5月出生于日本群馬縣的一個富裕木材商家庭,母親姓中村,是一名基督教會學校培養出來的知識女性,對他有很大的影響。1941年,中曾根從東京大學法學部畢業,進入日本內務省工作。二戰期間,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曾根康弘應征入伍,任海軍主計中尉。
日本戰敗投降后,中曾根于1947年當選眾議院議員,由此開啟了長達56年7個月的眾議院議員生涯。1959年,中曾根作為岸信介(安倍晉三外祖父)政權的科學技術廳長官首次進入內閣,并先后擔任國運輸大臣、防衛廳長官、通產大臣等職務。1982年11月,時任首相鈴木幸善下臺后,時年64歲的中曾根成為第71屆日本首相,并且還成為了戰后日本任期第5長的首相,共1806天。
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在眾議院全體會議上被指名為首相。圖片來自共同社
值得注意的是,中曾根與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同年同月生,兩人都是平民出生,并最終問鼎首相寶座。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正是當時中曾根的積極鼓勵才使得田中堅定了與中國復交的決心。然而,按照《戰后日本的首相》一書作者中野明的話說,中曾根與田中既不是犬猿之仲,但也絕非魚水之交,反而更多的是相互利用。比如,1972年田中角榮與福田赳夫競爭自民黨總裁的時候,中曾根就沒有支持同為群馬縣出身的福田,而是選擇支持田中。1982年,中曾根能夠成為日本首相,也是得益于田中角榮派系的大力支持,也難怪當時的民眾揶揄其為“田中曾根內閣”。
正是由于中曾根康弘的政治立場經常搖擺不定,所以在日本政壇中也有著“風見雞”(即墻頭草)的外號。比如,在佐藤榮作擔任首相期間(1964-1972),中曾根曾是自民黨內“反佐藤”勢力急先鋒,但令人愕然的是,中曾根卻先后在佐藤政權內擔任運輸大臣和防衛廳長官。不過,對于這樣的外號,中曾根本人倒是不介意,他經常說“知道風向是駕駛艦船的第一步”,而這種實用主義原則在日后的中曾根外交中有著充分的體現。
中曾根康弘在擔任首相期間(1982-1987),在內政和外交領域均有建樹,且對此后的日本政壇有著不小的影響,但更被后人關注討論的顯然還是其在外交領域的成果,特別是中曾根政權時期的日美關系和中日關系均保持穩定,這是比較難得的。
在內政方面,中曾根積極主張修改《日本國憲法》,在保留憲法第9條的同時,主張把國防軍寫入憲法中。今天,安倍晉三的修憲思路其實與中曾根有幾分相似。在中曾根擔任首相的1980年代,正是“日本第一”響徹西方世界的時代,這也是拜美國學者傅高義所寫下的《日本第一》所賜,該書在1979年出版后,引起整個西方世界對日本的廣泛關注)。
經濟的崛起使得日本開始謀求成為世界政治大國,所以中曾根上臺后就率先解除了日本對美國的武器技術供給限制,后又取消日本防衛預算占GNP1%的限制,而時下日本每年都有所上漲的防衛預算可以說源自中曾根政權時期。
當然,還有一件頗受爭議的事情是,中曾根是戰后日本第一位參拜靖國神社的首相,以后也有過此舉的小泉純一郎和安倍晉三,或多或少受到了中曾根的影響。
1987年10月,針對“后中曾根時代”候選人,在被稱為“安竹宮”的三位新領導人中,以“中曾根裁定”形式提名竹下登出任自民黨新總裁;左起分別為時任總務會長安倍晉三、中曾根、總干事竹下登、大藏相宮澤喜一。圖片來自共同社
不過,中曾根政權時期的日美關系并不能完全稱得上是“蜜月期”。1982年11月出任首相后,中曾根于翌年1月18-19日訪問美國,與時任美國總統里根舉行日美首腦會談。在此次訪美期間,中曾根向里根表示,“日美兩國是命運共同體,日本列島可以起到不沉的航母的作用,日本積極支持和配合美國在亞洲的戰略部署。”他這番“不沉的航母”言論隨即在日本國內引來巨大爭議,但拉近了他與里根之間的關系。
據時任中曾根秘書長的長谷川和年回憶,1月19日早晨,在里根總統夫婦款待中曾根的早餐會上,里根對中曾根說,“從此以后,請叫我Ronald,而我叫你康吧”。這就是在日美政界成為佳話的“中里根”關系的由來。后來,里根訪問日本時,中曾根還曾邀請里根夫婦前往自己位于奧多摩的私人別墅“日出山莊”,可見兩位領導人關系之親密。
中曾根康弘為里根夫婦泡茶 @視覺中國
基于“不沉的航母”表態,對美武器技術出口、擴大防衛預算等舉措,再加上中曾根與里根良好的私人關系,使得中曾根政權時期的日美軍事同盟關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作為硬幣的另一面,也恰恰是在中曾根政權時期,日美經貿摩擦最為激烈,美國輿論對日本評價最為負面的時期。
上世紀80年代前期,日美之間最大的貿易問題就是汽車貿易摩擦。由于當時美國汽車耗油量多、車體大,使得日本節能小型汽車在美國市場急速擴張,導致美國汽車行業發展陷入困境。1980年6月,全美汽車工會向國際貿易委員會提起訴訟,要求對日本汽車的進口進行限制。雖然國際貿易委員會撤銷了全美汽車工會的訴訟,但事態還是不可阻擋地地發展為美國國會中爭論的政治問題。
除了日本汽車外,美國對日本的進口市場也極其不滿,要求日本放寬對美國商品的準入門檻。從1985年1月開始,美國政府在通信設備、電子技術、木材和醫療器械等四個方面與日本進行談判,要求日本開放國內市場。與此同時,美國還在輿論層面對日本施壓,將美國商品難以進入日本通信設備等作為日本封閉市場的證據進行抨擊。
日美間的種種糾紛,讓奉行自由貿易政策的里根政權不得不采取措施。眾所周知的“廣場協議”正是在中曾根執政時期簽署,該協議對日本經濟產生重要影響。這一時期,美國財政赤字急劇擴大,對外貿易逆差大幅增長。里根政府希望通過美元貶值來增加出口競爭力,改善美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而“廣場協定”正是通過日元升值的方式來誘導美元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至于最后的結果,想必大家都很清楚了,日本經濟因為這個協議來了短暫的泡沫繁榮,但很快又由于房地產經濟的破滅造成經濟長期停滯。因此,中曾根政權時期的日美關系,并不是完整的蜜月關系,日美兩國在軍事安保領域確實穩定,但在經貿領域,日本則不得不做出讓步,承受美國轉移的巨大壓力。
不過,可能令世人感到意外的是,中日關系能在上世紀80年代進入蜜月期,與中曾根康弘的個人推動密不可分。當時中日關系因歷史教科書和靖國神社等問題而一波三折,但中曾根能迅速調整姿態,從大局出發,避免中日關系持續走低的風險。
1984年3月23日,時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攜夫人訪華。圖片來自央廣網
1984年3月,中曾根康弘訪華,期間宣布向中國提供4700億日元的低息貸款,為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提供了有力的資金支持。另一項重大成果是,中日兩國達成3000名日本青年訪華事宜,為此后中日關系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當年參加訪華的日本青年中,有很多人已經成為維系兩國關系的棟梁了。
然而,在日本戰敗40年之際,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卻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此舉立刻引發中韓等亞洲國家的抗議。在接到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抗議信后,中曾根感到非常懊悔,并親筆寫信給胡耀邦,就參拜問題進行解釋、致歉,表示不會再參拜靖國神社,可以說體現了中曾根作為一名政治家的成熟,以及對中日關系的重視程度。2001年,中曾根在《正論》雜志發表了一篇題為《我中止參拜靖國神社的理由》文章,在憶及此事時寫道,“我與胡耀邦是好朋友,我不能給他添麻煩”。
今時今日,中日關系改善勢頭不斷向好,但能否重現上世紀80年代的蜜月期顯然仍需雙方共同努力。上世紀80年代中曾根政權結束后,中日關系起起落落,特別是千禧年之后,甚至一度出現擦槍走火的風險。這其中自然有各種因素的影響,但日方領導人能否正確看待中國的發展,能否從大局角度來看待中日關系,顯然非常重要。期待日本政治家能重溫中曾根康弘的精神,推動新時代中日關系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