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在美“印太戰略”中扮演什么角色

　　11月3日至20日，澳大利亞在時隔13年后重返由印度主辦，“印太戰略”核心四國美、日、印、澳武裝力量參加的“馬拉巴爾”聯合軍演；11月17日，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與日本首相菅義偉就兩國簽署《互惠準入協定》達成一致，這一協議具有將兩國關系提升為“準軍事同盟”的作用。

　　今年以來，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美國加緊推進“印太戰略”，澳大利亞積極充當美國“小跟班”，在幾乎所有針對中國的議題上附和美國，但這種“經濟上依靠中國，安全上依靠美國”兩邊下注的做法注定是不可持續的。

　　“抱大腿”式防務政策傳統

　　澳大利亞國土面積近770萬平方公里，人口2000多萬，依靠自身力量難以建立起有效的國防。作為英聯邦國家，在大英帝國如日中天的時候，澳大利亞得到強大的英國海軍的保護。但隨著“日不落帝國”由盛轉衰，特別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崛起并在東北亞地區攻城略地，澳大利亞感到了極大的安全危機。

　　發生于1898年的美西戰爭，美國打敗西班牙，將軍力投送到前西班牙殖民地菲律賓時，澳大利亞就非常希望獲得美國的保護。但由于澳大利亞地處偏遠，美國對澳大利亞沒有表現出太大的熱心。然而，隨著一戰、二戰的到來和英國霸權無可挽回地衰落，加之美日矛盾日益尖銳，美國開始把澳大利亞作為一個備選的后方基地。

　　二戰中，澳大利亞堅定地與美軍并肩作戰。1951年，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簽訂《澳新美安全條約》，澳美正式結成軍事同盟。1951年至1952年間，英國兩次遞交申請希望加入該條約，均被拒絕。這意味著澳大利亞以“抱大腿”為特點的防務政策，緊抱的對象從英國徹底轉向美國。

　　這種“抱大腿”的防務政策，造成一種事實上的國家間依附關系，而長期的依附關系又自然產生依附心理和行為范式。自從美澳結盟，澳大利亞不遺余力地加入了二戰及其后美國發動的幾乎所有戰爭，包括冷戰期間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以及冷戰后的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

　　當然，美國與澳大利亞之間的聯盟關系源于雙方各自所需。澳大利亞國土遼闊，富有礦產資源和物產。目前，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羊毛產自澳大利亞，它同時是鋁、煤、銅、金、鐵等礦產的主要出口國，美國在澳大利亞的投資存量近萬億澳元。

　　此外，澳大利亞因其地處偏遠，可作為比較安全的后方基地。這應該是美國將澳大利亞作為在西太平洋地區與日本這一“北錨”并稱為“南錨”的重要原因。

　　把“印太戰略”當成綁定美國的機遇

　　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大力做實以遏制中國為目的的“印太戰略”。今年以來，美國防部連續出臺了《為中美“超級大國馬拉松”做準備》《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方針》等文件，并在2020年6月通過總額7405億美元的“2021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的同時，專設總額超過200億美元的“太平洋威懾倡議”基金，以突出加強“印太戰略”的具體落實和推進。

　　對此，澳大利亞積極響應。7月1日，澳大利亞國防部發布《2020年國防戰略更新》和《2020年部隊結構計劃》兩份決定國防戰略走向和軍隊發展方向的權威文件。據此，澳大利亞將在未來10年投入超過2000億澳元（約合9800億元人民幣）進行軍備采購和研發。將從印度洋東北部到東南亞，再到巴布亞新幾內亞和西南太平洋的周邊地區，作為澳大利亞的直接戰略利益區和與盟國開展軍事合作的重點地區。

　　2012年，美海軍陸戰隊首次進駐澳大利亞達爾文基地。2014年8月，兩國簽署《澳美駐軍協定》，為美軍進駐澳大利亞提供法理基礎與操作規范。目前，美軍派駐澳大利亞的海軍陸戰隊人數，已從開始時的200人增至2500人。

　　根據美澳達成的《澳美加強航空合作協議》，美空軍從F-22戰斗機到B-52H戰略轟炸機等一系列戰機，都可定期訪問澳大利亞廷德爾空軍基地。廷德爾基地是澳大利亞空軍第二大基地，隨著F-35A成為美國空軍的主戰機種，澳大利亞2020年3月宣布，將耗資11億澳元（約合7.26億美元）升級廷德爾空軍基地，使之滿足F-35A戰斗機訓練、維護、作戰等部署要求。這是進一步加深澳美防務合作，提升兩國在印太地區空中力量配合和戰斗力整合提升的重要步驟。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表示：“這是我們與美國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于“印太戰略”是一個涉及多國的綜合戰略，澳大利亞為了深度融入其中，除了加強與美國的軍事關系，還在全力加強與相關國家之間的雙邊或多邊軍事關系。澳大利亞積極融入美國“印太戰略”，在幾乎所有反華遏中議題上附和美國，目的就是希望通過“印太戰略”綁定美國。

　　澳大利亞在“印太戰略”中只能起輔助作用

　　在美國“印太戰略”中，日本因經濟、科技、軍事實力與地緣優勢，重要性自不待言。印度雖然在經濟、科技、軍事等實力上遠不如日本，但它的經濟規模、綜合國力和地緣優勢，使其成為這一戰略在印度洋中的關鍵支點。而由于自身國力、地理位置等原因，澳大利亞在“印太戰略”中只能起輔助作用。

　　基于敏感的心態和復雜的原因，澳大利亞雖緊抱美國“大腿”，卻一直有被美國“戰略拋棄”的擔憂。為彰顯自身戰略價值和戰略忠誠，澳大利亞自告奮勇充當美國反華急先鋒。然而，在美國國防部于2019年6月發布的《印太戰略報告》中，在“加強伙伴關系”部分，僅將澳大利亞與日本、韓國、越南、菲律賓和泰國并列，這大概遠遠低于澳大利亞對于自身地位的認知和與美國關系的期待。

　　事實上，中國與澳大利亞之間沒有直接的、根本性的利益沖突，而澳大利亞一直從中國的發展中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

　　澳大利亞前駐華大使芮捷銳在敦促總理莫里森修復受損的中澳關系時強調：“如果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系繼續惡化，澳大利亞將變得更加貧窮和更不安全。”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研究教授休·懷特則認為，澳大利亞“依靠中國使我們富裕、依靠美國使我們安全”的想法不僅幼稚可笑，而且注定不可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