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紹胡偉:中共上海市委黨校教授、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工程首席專家、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30年前,黨中央全面研判國際國內大勢,統籌把握改革發展大局,作出了開發開放上海浦東的重大決策。
30年后的今天,世界變局加速演變,國際格局深刻調整。而立之年的浦東如何勇擔使命,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新作為?記者就此采訪了中共上海市委黨校教授胡偉。
最重要的是銳意改革的精神
記者:浦東開發開放30年,做對了什么?
胡偉:浦東過去30年之所以取得顯著成就,關鍵在于充分利用了“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浦東和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的區別在哪里?鄧小平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深圳是面對香港的,珠海是面對澳門的,廈門是面對臺灣的,浦東就不一樣了,浦東面對的是太平洋,是歐美,是全世界。”面向國際、面向世界是浦東的一大特點,也是一大優勢,它能夠更好地利用國際市場、國際資源。我認為,浦東能有今天的發展成就,最根本的就是發展外向型經濟,這是浦東乃至上海的獨門絕活。
第二點,就是主動對接國家戰略,在這一過程中獲得國家政策的支持,這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國家支持是很重要的,自浦東開發開放以來,國家將第一個保稅區、第一個金融貿易區、第一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第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都放在浦東,這既表明國家對浦東特殊的戰略定位,也是浦東主動對接國家戰略的結果。
最后,最重要的是銳意改革的精神。浦東為什么能成功?就是因為它完成了許多個“第一”,首創土地開發模式、成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發布第一份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等等。所以說,必須要有改革創新的精神,要敢為人先、敢于第一個吃螃蟹,尤其是要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很多問題解決不了。
體制機制創新是“最硬的骨頭”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對浦東提出了五大新的任務要求。如何理解這五大任務要求?
胡偉:這五方面的任務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關聯、緊密聯系的,要以系統性思維來統籌謀劃。舉例來說,第一項“全力做強創新引擎,打造自主創新新高地”,要求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發揮科技創新策源功能。科技創新成果從何而來?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引進人才非常重要。如何能把人才引進來、留得住、用得好?那就要靠體制,要突破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加強改革系統集成,推進高水平的制度開放。這就和第二、第三項任務聯系起來了。
總的來說,這五大任務的背后,最根本、最核心的是體制機制的創新,這也是浦東要啃的“最硬的骨頭”。而體制機制創新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中央反復強調的——如何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目前,對上海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充分釋放市場的活力,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作用。上海要解決這個問題,浦東必須先行先試。
在新的發展條件下,浦東不能希望依靠“政策大禮包”謀發展,而是要勇于挑最重的擔子、啃最硬的骨頭,要轉變為“制度高地”,深化改革開放,推進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把浦東真正打造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
還要在軟實力上發揮引領作用
記者:此次總書記的講話,有什么值得關注的新提法?
胡偉:首先,總書記要求浦東要“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國理念、中國精神、中國道路”。這三個概念蘊含很深刻的含義。過去我們一般認為,浦東的開發開放主要涉及經濟、貿易、科技等物質領域的發展,這是比較硬的東西,屬于硬實力、物質文明的范疇。而中國理念、中國精神都是比較軟的東西,越軟的東西越難把握,也越難達成。可見,總書記對上海提出了非常高的期望和要求,希望浦東不僅要在硬實力上,還要在軟實力上發揮引領作用。
第二,總書記在講話中提出要“形成一批中國標準”。“中國標準”是高于產品、技術的一個概念,是科技創新領域最高水平、最高境界的目標。在國際經濟競爭中,最初級的是產品競爭,包括價格、成本、品牌的競爭,比產品更高一點的是技術競爭,而標準則是最高層次的要求。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掌握標準、掌握規則,才能夠真正掌握話語權,這還是我國的短板,是浦東需要率先實現突破的地方。
第三,講話中還提到,“浦東要著力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提供高水平制度供給、高質量產品供給、高效率資金供給”。我們現在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際上也是解決制度的問題。如果說以“四個現代化”范式為代表的“器物現代化”取向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1.0版,那么以國家治理現代化為標志的“制度現代化”取向則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2.0版。我國現代化從1.0版升級到2.0版,就是要在“器物現代化”的基礎上把“制度現代化”置于關鍵地位,把以增強硬實力為主的現代化戰略轉變為著力補齊制度軟實力短板、形成軟實力和硬實力良性互動的現代化新格局。 (見習記者 周丹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