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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闊東方潮 創新強國路

來源:人民網發布時間:2021-07-01 17:16:25

  1970年4月24日,我國用“長征一號”運載火箭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箭指蒼穹、“神舟”凌空——2021年6月17日,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升空,開啟中國空間站階段首次載人飛行之旅。

  “身穿我國自己研制的航天服,我們都會完成好每一次出艙任務,浩瀚太空必將留下更多的中國身影、中國足跡!”航天員劉伯明豪情萬丈。

  這信心背后,是偉大的祖國,是黨領導下日益強大的中國科技事業。

  曾幾何時,因工業制造及相關工藝水平較低,被錢學森稱之為“先把載人航天的鑼鼓敲起來”的載人飛船“曙光一號”最終塵封在一張張構思圖和一個個試驗中。

  而今,從“嫦娥”探月到“天問”登火、從跑出“中國速度”的新冠疫苗到躋身世界領先水平的5G技術、從萬米深潛到航母入列……中國以一系列突破性成就實現了歷史性飛躍,讓古老的東方涌動起創新之潮。

  中國科技崛起的背后,是有著百年歷史的中國共產黨追求真理、崇尚科學、引領科技事業不斷前行的奮斗歷程。百年來,黨領導科技事業從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起步,篳路藍縷,開拓創新,為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提供了堅實有力支撐。

  以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始終重視科技事業,帶領中國科技界,領導全國人民在求得民族獨立的戰火硝煙中休戚與共、播種奠基,在新中國一窮二白基礎上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自主創新、屹立潮頭。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準確把握世界科技創新發展大勢,立足我國新發展階段的特征,堅持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將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重視程度之高、政策密度之大、推動力度之強前所未有。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科技工作的過程中形成的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內容,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科技創新的重要論述,形成了從思想到戰略再到行動的完整體系,是對馬克思主義科技觀的繼承、創新與發展,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新時期建設科技強國的綱領和指南。

  第一章 向科學進軍

  新中國在一片廢墟上構筑了自己的科技事業,在很短時間內建立起比較完整的研發體系,并為日后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注入了自強的靈魂。

  “自然科學是很好的東西”

  1949年,中國,北京,天安門城樓上那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響徹歷史的天空。

  接過掌管新中國的鑰匙,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是亟待重振的河山,是同樣艱難的如何盡快富起來、強起來的宏大命題。

  這曾經是一個創造了璀璨文明的民族,但在現代科技上,它已經落得太遠。彼時,全國科技人員不超過5萬人,其中專門從事科研工作的人員僅600余人,專門科學研究機構僅有30多個,科研設備嚴重缺乏,基礎設施落后,部分科學家流落海外,現代科學技術幾乎一片空白,科技發展總體上至少落后西方發達國家100年!

  落后就要挨打。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切體會到,改變落后狀況必須依靠科技。

  新中國成立僅僅一個月后,中國科學院便應運而生。這是新中國科技事業的光輝起點,當代中國科技發展史由此掀開嶄新的一頁。

  但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對科技的深刻認識和高度重視至少要再往前追溯30年。

  鴉片戰爭后,中國出現了“科學救國”和“實業救國”的思潮。五四運動前后,我國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和革命青年,在追求真理中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沖擊了幾千年來的封建舊禮教、舊道德、舊思想、舊文化。五四運動改變了以往只有覺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覺醒的人民大眾的斗爭狀況,實現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全面覺醒。

  經過五四運動洗禮,越來越多中國先進分子集合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1921年中國共產黨宣告正式成立,中國歷史掀開了嶄新一頁。

  在“五四運動”愛國、科學和民主精神感召下誕生的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科學作為一種革命精神和振興中華的重要手段予以遵循和推崇。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便成為中華民族利益和國家前途的忠實代表,也成為中國科技事業蓬勃發展的領路人。

  早在抗日戰爭的殘酷年代,雖然毛澤東的主要精力是指揮政治斗爭和武裝斗爭,但依然決定在延安成立自然科學研究院,提倡自然科學。毛澤東出席成立大會并講話:“自然科學是很好的東西,它能解決衣、食、住、行等生活問題,每一個人都要贊成它,每一個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學。”

  在國民黨統治區,我們黨就對科技工作者進行了長期深入細致的工作,推動科技工作者參加抗日救亡和民主運動,越來越多的科技工作者加入黨的隊伍,成為黨和人民的科技工作者。

  1945年,在黨的影響下成立的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表明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當時追求民主進步的科技工作者的政治核心。

  飽讀史書的毛澤東對歷史有自己的判斷:“我國從19世紀40年代起,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共計105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戰爭,由于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署喪權辱國的條約而告終。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

  “我們國家要建設,就要有技術,就要懂得科學,這是很大的革命。沒有這樣一個革命,單是政治改變了,社會制度改變了,我們國家還是一個窮國,還是一個農業國,還是一個手工業、手工技術的國家。”類似的話,毛澤東在多個場合強調過。

  1949年10月31日,毛澤東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親自頒發中國科學院銅質印信。

  與此同時,各地人民政府在接管舊中國留下的科研、試驗機構的基礎上,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迅速恢復、調整和建立當地的研究機構。到1956年,全國共有地方科研機構239個,研究人員4000余人。

  1958年9月,全國科聯和全國科普聯合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合并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協會。從此,中國科技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全國性統一組織。

  “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

  新中國成立僅僅兩個月,“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即成立。1949年12月18日,周恩來總理代表黨中央邀請海外留學生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號召留學國外的高層次科技人才回國,是當時的重要決策之一。

  錢學森、華羅庚、朱光亞、郭永懷、師昌緒等一大批日后在各領域做出彪炳史冊貢獻的偉大科學家們破除一切艱難險阻、懷抱對祖國的濃濃感情,陸續回到中國這片熱土。

  到1957年,歸國的海外學者已經達到3000多人,約占新中國成立前全部海外留學生和學者的一半以上。他們中大多數人成為新中國各個領域科學技術發展的奠基人或開拓者,在那個激情燃燒的年代,帶領著全國科研人員在艱難條件下自力更生。

  集結回國的科學家們和新中國迅速成長起來的科技隊伍,很快等來了中共中央發出的“向科學進軍”的號召。

  “1956年1月,北風卷起陣陣黃沙吹向中南海朱色的圍墻,中央委員、國務委員、部長、副總理、各省省委書記以及八個民主黨派的成員聚集在懷仁堂聆聽周恩來總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華裔女作家韓素音在《周恩來與他的世紀》里寫道。

  這段話記錄的是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知識分子會議。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周恩來總理一方面對我國知識分子狀況,作出了正確估計和判斷,代表黨中央鄭重宣布,我國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用相當大的篇幅闡述“向現代科學進軍”的問題,鮮明地指出:“科學是關系到我們的國防、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有決定性的因素。”在科學技術的巨大和迅速進步面前,我們已經落后,“我們必須急起直追”“我們必須趕上這個世界先進科學水平”。

  在上述兩個方面極其重要論斷的基礎上,他著重闡述了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知識分子作用的政策和措施,如何大力發展我國科學技術的戰略考慮和規劃。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把知識分子問題、發展科學技術問題,作為全黨必須密切關注的重大工作鄭重地提了出來。

  毛澤東主席在會議最后一天的講話中號召,中國共產黨人要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

  會議向全國人民發出“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

  這是中國共產黨全面轉移工作重心的一個重要契機,是號召向科學進軍的第一聲春雷。

  與此同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為當時的科學探索提供了空前自由的環境。

  隊伍有了,環境有了,如何向科學進軍?1956年初,中共中央開始著手為新中國科技事業描繪一幅可以遵循的藍圖。

  在國家科學規劃委員會領導下,以中國科學院為基礎,全國400多名科學家、近20位蘇聯專家集結到一起,用了半年時間即編制完成了新中國第一張科技發展藍圖——《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以下簡稱《十二年科技規劃》),效率之高令人驚嘆。

  《十二年科技規劃》集中錢學森等眾多科學家和技術專家的意見,經過集思廣益,反復論證,本著“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方針,確定了57項國家重要科學技術任務和616個中心問題,提出有全局性意義的12項重點任務,在人力、物力上優先予以保證。對某些特別重要而在我國卻很薄弱甚至還是空白的學科,采取了緊急措施,如發展計算機技術、半導體技術、無線電電子學、自動化和遠距離操縱技術,加上當時沒有公開的發展原子彈和導彈研究的兩項絕密任務,一共定了6項我國緊急發展的尖端科技。

  這是我國科技發展史上第一個里程碑。

  中國科學院原院長路甬祥曾撰文評述,這是同期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全世界最成功的科技規劃,顯示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在領導科技發展方面的雄才大略和卓越能力。

  這份規劃最后的落實速度和成果,同樣令人驚嘆。

  1962年,《十二年科技規劃》提前5年完成。

  《十二年科技規劃》提前完成時,中共中央又制定了第二個發展科學技術的長遠規劃(即《十年規劃》)。

  1963年,毛澤東在聽取聶榮臻關于《十年規劃》的匯報時,比此前更加豪邁:“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

  “我們這個自力更生的方針,應當說是逼出來的,是一件大好事”

  這一時期,國家科技管理體系和基本科研保障制度也在逐步形成。

  1958年11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102次會議,決定將國家技術委員會和科學規劃委員會合并為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各地也相繼成立地方科學技術委員會。

  1961年4月,在美麗的西子湖畔,時任中央科學小組組長的聶榮臻組織國家科委、國防科委、中國科學院和上海市科委擬定《關于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提出,保證科技人員每周有5天的時間搞科研工作;科研單位要在黨委領導下,貫徹由科技專家負責的技術責任制……

  這一日后被鄧小平稱為“科學工作的憲法”的《意見》經毛澤東批準,于1961年7月19日正式以中央文件形式下發,在自然科學界乃至整個知識分子中引起了強烈反響,科技人員為之精神振奮。

  彼時,自力更生的種子開始萌發。

  蘇聯政府單方面地撕毀了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撤退全部在華專家1390人……嚴重的困難讓廣大科技人員反思以前過分依靠蘇聯的偏差,提出了“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口號。這一口號迅速成為新中國發展科學技術的基本方針,標志著我國科技事業進入了以自力更生為基點的發展階段。

  依靠自力更生,我國“兩彈一星”相繼試驗成功。

  當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時候,毛澤東曾風趣地說,應該發給赫魯曉夫一枚一噸重的大勛章,以示“感謝”。

  聶榮臻在回顧我國科技發展的經驗時指出:第一條就是自力更生,我們這個自力更生的方針,應當說是逼出來的,是一件大好事。

  這個積貧積弱的新生共和國,在毛澤東科技思想的指引和感召下,迅速集中和調動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和資源,在很短時間內就建立起相對完整的研發體系,迅速涌現出一批追趕世界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

  1958年,我國第一臺電子管計算機試制成功;

  1959年,李四光等人提出“陸相生油”理論,打破了西方學者的“中國貧油”說;

  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裝置爆炸成功,第一枚自行設計制造的運載火箭發射成功;

  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島素;

  1966年,成功進行第一顆裝有核彈頭的地地導彈飛行爆炸;

  1967年,第一顆氫彈空爆成功;

  1970年,“東方紅一號”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

  上世紀70年代初期,陳景潤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

  這些在極為困難條件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改變了中國科技極其落后的狀況,在我國科技發展的歷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第二章 科學的春天來了

  從“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中國共產黨對科學技術重要性的認識與時俱進,逐漸深入,對撥亂反正、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發展、提高全民族科學文化水平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

  “這是科學的春天!讓我們張開雙臂,熱烈地擁抱這個春天吧!”

  歷史的車輪駛入1978年。這是一個永載史冊的年份。

  那一年的11月份,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戶農民偷偷按下的十八個鮮紅手印,日后被認為是中國對內改革開始的標志。一個月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真正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

  而早在這一年的3月份,另一件影響中國的大事已經發生。

  1978年3月18日,這是老一輩科學家終生銘記的日子。

  這一天,全國科學大會隆重開幕。

  復出后的鄧小平在大會開幕式上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等著名論斷,與會的5000多名中國科技界精英很多都在會場流下熱淚。

  針對當時發展科學技術的路線、方針、政策方面的幾個關鍵性認識問題,鄧小平旗幟鮮明地予以撥亂反正,澄清了“四人幫”搞亂的重大是非。

  在開幕式講話中,鄧小平首先提綱挈領地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接著,他談到對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認識問題。他說,“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歷來的觀點”,“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科學與生產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了。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越來越顯示出巨大的作用。”

  他以歷史巨人的目光把握了時代潮流:當代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勞動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學的力量、技術的力量。

  在論述“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的問題之后,鄧小平親切地設問:“怎么看待科學研究這種腦力勞動?科學技術正在成為越來越重要的生產力,那么,從事科學技術工作的人是不是勞動者呢?”“他們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也可以說,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他們與體力勞動者的區別,只是社會分工的不同。”

  鄧小平科技思想的形成與他對世界形勢的判斷和對時代脈搏的把握分不開。

  彼時,中國已開啟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鄧小平多次出國參加重要國際會議和進行國事訪問,在國外目睹的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給人類物質文明以及整個社會生活帶來的巨大變化,無疑強烈震撼到了他的內心深處。

  1985年,鄧小平指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發展,經濟、科技在世界競爭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這種形勢,無論美國、蘇聯、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不能不認真對待。”

  1988年,鄧小平在視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時指出:“現在世界的發展,特別是高科技領域的發展一日千里,中國不能安于落后,必須一開始就參與這個領域的發展。”

  同樣是在1988年,鄧小平同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談話時進一步指出:“馬克思說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事實證明這話講得很對。依我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總之,對全國廣大知識分子而言,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的講話是明燈,是號角,是精神上的巨大鼓舞。

  那一年,43歲的陳佳洱剛剛從陜西漢中的山溝溝回到北京。大會上,他曾感慨說:“我錯過了最好的科學創造的年華”,在座的科學家們都笑了。當時年近70歲的流體力學家、中國近代力學奠基人和理論物理奠基人之一周培源,指著自己斑白的頭發和臉頰上的皺紋笑問:“他都說自己老了,那我們怎么辦?”一句話,讓陳佳洱重燃了熱血與斗志。

  對新中國的科技事業而言,這是一個由亂到治、由衰到興的“拐點”。中國共產黨首次把反映人與自然關系的科學技術,同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現實基礎的生產力緊密聯系在一起,從而對當代中國科技事業產生了“怎么估計都不會過分”的影響。

  “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這是科學的春天!讓我們張開雙臂,熱烈地擁抱這個春天吧!”閉幕式上,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發表了題為《科學的春天》的書面講話,以詩人特有的氣質歌頌了春天的到來。

  《科學的春天》成為中國知識分子解放的宣言,象征了一個科技新時代的開始。這不僅是郭沫若的詩情畫意,更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聲;這也不單是鄧小平個人的高瞻遠矚,而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重大是非面前勇于糾錯的擔當和氣魄。

  這次大會還討論通過了方毅副總理所作的《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

  “科學的春天”以后,一場被延誤了的政策革命開始重新啟動:科技界開始平反冤假錯案,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科技人員歸隊,科技機構重組,科研工作秩序開始恢復。

  “依靠、面向”開啟科技體制改革之路

  彼時,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科技體制的缺陷也逐漸暴露。

  我國的科技體制,是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從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這種體制產生了科技與生產分離、工業研發力量薄弱、缺乏科技成果有償轉讓等問題,科技與教育脫節、與經濟結合不夠緊密等問題逐步凸顯。

  1981年2月,國家科委向黨中央提交了新時期發展科學技術的發展方針,即《關于我國科學技術發展方針的匯報提綱》(以下簡稱《匯報提綱》)。其要點包括:科學技術應當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并把促進經濟發展作為首要任務;保證基礎研究在穩定的基礎上逐步有所發展;把學習、消化、吸收國外科學技術成就作為發展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的重要途徑。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比較系統、完整的科學發展方針。

  《匯報提綱》中提出的新時期科技發展方針,構成了1982年提出的“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戰略指導思想的具體內容。

  1982年10月,全國科學技術獎勵大會明確提出“經濟建設要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要面向經濟建設”的戰略指導方針。

  這一方針為我國科技體制改革指出明確方向。科技體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改革以前科學技術同經濟建設嚴重脫節的狀況,走一條“依靠、面向”的新路子。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

  這一重磅文件的發布,標志著科技體制改革由1978年以來科技界自發進行的探索試點階段進入有領導、有步驟、有組織的全面開展階段。這也表明我國科研范式從國防導向的科技政策轉向經濟導向的科技政策;從計劃經濟體制的范式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范式。

  “必須在高科技領域里邊,有一席之地”

  在科技體制改革的有利推動下,我國實施了一系列推動科技與經濟發展的國家指令性計劃,如科技攻關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星火計劃、火炬計劃等,形成了面向經濟建設主戰場、發展高新技術及其產業化和加強基礎性研究3個層次的縱深部署,構筑了我國新時期科技發展的戰略框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863計劃”被認為開啟了新中國科技騰飛的新征程。

  1983年,美國總統里根發表電視講話,公布了震驚世界的“星球大戰計劃”。蘇聯和東歐迅速制定“科技進步綜合綱要”與之針鋒相對;西歐17國聯合簽訂“尤里卡計劃”;日本提出了“今后十年科學技術振興政策”。新技術競爭的浪潮沖擊著整個世界。

  此時的中國,改革開放剛剛起步。是立即投入大量資金,跟進科技發展浪潮;還是先全力發展好經濟,在科技發展方面采取“拿來主義”?各方爭論不下。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4位科學家聯名起草的《關于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被遞交到鄧小平的案頭。

  早在1978年就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鄧小平,顯然被建議書中提到的嚴峻的國內外形勢所觸動。僅僅過了兩天,他就批示: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

  隨后的半年里,國務院先后召開七次會議,組織200多位專家反復探討、論證。1986年11月18日,這份面向21世紀的中國戰略性高科技發展計劃——《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正式發布。

  這個計劃因鄧小平首次批示的時間為1986年3月,又稱“863計劃”。

  “863計劃”從世界高技術發展趨勢和中國實際需要出發,選擇生物、航天、信息、先進防御、自動化、能源和新材料等7個領域15個主題項目,作為我國發展高科技的重點。1996年又新增了海洋技術領域。

  考慮到當時國內的經濟條件,王淦昌提出:“能省就省,一年能給兩個億就行。”他們怎么也沒想到,黨中央最后竟批了100億的專款,相當于當年全國財政總支出的二十分之一!

  這樣的決斷和投入,讓新中國科技騰飛有了更高的起點。

  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首次對撞成功,揭開了我國高能物理研究的新篇章;曙光高性能計算機的研制成功,打破了國外長達幾十年的技術封鎖;兩系法雜交水稻技術的創新實踐,引領了全球水稻雜種優勢利用的發展方向……

  回看這一戰略計劃所取得的成就,這樣的篇幅已經難以盡述了。

  “過去也好,今天也好,將來也好,中國這么一個國家,必須在高科技領域里邊,有一席之地。”可以確定的是,鄧小平曾說過的話,實現了。

  第三章 “科教興國”奏響時代強音

  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科教興國戰略成為中國發展進步的重要支點。這一時期國家層面的謀篇布局,讓屬于科技的高光時刻加速到來。

  “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

  當時光的腳步匆匆踏入1995年,中國科技事業發展步入新階段。

  這一年,科教興國真正提升到中國共產黨治國理念的高度和國家發展戰略的層面。

  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通過新華社電文向世界宣示:中國人將重點依靠科技和教育來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科教興國”已經成為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

  20天后,被譽為新中國科技發展史上又一里程碑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在京召開。

  會上,江澤民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首次正式提出實施“科教興國”的戰略,從而將鄧小平在理論上形成的科教興國戰略思想付諸實踐。

  4個月后,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實施科教興國戰略,被列為今后15年乃至更長時期加速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方針之一。

  多年后,中國科協原副主席齊讓講到一個小細節,從最初討論稿中的“科技興國”,到最后確定為“科教興國”,這一字之差意義重大。“如果說‘經濟’是我們要談的今天的事,那‘科技’就是明天的事,‘教育’是后天的事。‘教育’這個‘后天的事’,一定要提前至今天來統籌。”他說,“把教育和科技一起放到國家發展戰略中考慮,正是著眼于國家的長遠發展大計。”

  “科教興國,是指全面落實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堅持教育為本,把科技和教育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增強國家的科技實力及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質,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加速實現國家的繁榮強盛。”不少人對江澤民在科學技術大會上發出的動員令記憶猶新。

  超越彼時世界比較流行的“技術立國”和“教育立國”的提法,科教興國不僅成為中國國家戰略和基本國策之一,也成為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一個口號、理念。

  1997年召開的黨的十五大上,江澤民再次提出把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跨世紀的國家發展戰略。他強調:“要充分估量未來科學技術特別是高技術發展對綜合國力、社會經濟結構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響,把加速科技進步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地位,使經濟建設真正轉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

  “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深刻認識到,創新是科學技術的本質,科技創新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關鍵要素,創新能力是提升我國國際競爭力的重要保證。”路甬祥曾回憶。

  在科教興國的洪流中,中國的院士制度開始實行,中國工程院建立,中科院知識創新工程穩步推進,中國科普事業迎來了新的春天,科技和教育事業沿著科技進步法和教育法所確立的法制軌道飛速前行。

  一系列創新部署密集開展,重大科技成果也接踵而至:我國自行研制的長征系列火箭在技術性能和可行性方面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巨型計算機“神威”打破西方國家在高性能計算技術方面對我國的封鎖;第一艘無人實驗飛船“神舟一號”成功發射……

  “穩住一頭,放開一片”

  2000年1月26日播出的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給一本營業執照幾秒鐘的特寫。有人戲稱,這是中國最值錢的執照。北京有色金屬研究總院完成企業登記注冊。

  這張值錢的執照,離不開1995年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

  這一文件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的“面向、依靠”指導方針的基礎上增加了“攀高峰”。這是科技體制改革的重要轉折點,強調“攀高峰”,也就是強調科學技術不僅要面向經濟建設,而且要保證自身發展,攀登科學技術高峰。科技政策也隨之改變為“穩住一頭,放開一片”,希望穩住基礎研究工作和科技人員這支隊伍,同時放開面向社會,面向經濟建設這一方面。

  明顯的變化是對科研工作的財政投入增多,基礎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1986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創立之初的撥款只有8000萬元,1996年增加到了6.45億元。此后,國家在財政并不寬裕的情況下,仍連年增加對自然科學基金的投入,基金年均增長率超過20%。

  “放開一片”則讓更多科研單位獲得新生。據統計,第一批轉制的242個院所于2000年全部完成工商注冊。第二批134個科研機構,到2001年底絕大部分完成工商注冊。

  與此同時,全國各地高新技術產業迅速發展,創造出許多寶貴的經驗。深圳探索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實現產權主體多元化,推進高新技術企業制度創新;以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為代表的企業全體員工持股經營的形式,使員工持股的數量與對企業的貢獻掛鉤,股份實行動態管理,形成了良好的激勵機制……這一時期的摸索,為我國科技體制的進一步改革做好了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準備。

  第四章 創新型國家揚帆起航

  “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重大戰略思想的提出,標志著由最大制造業國家駛往主要創新型國家,中國巨輪已經起航。

  “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是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

  當時光的腳步闊步邁入新千年,中國經濟實力躋身世界第一方陣。一些無可回避的問題也逐漸顯露:核心技術缺失使我們在許多關鍵領域受制于人,企業創新能力低下,資源能源約束問題日益突出,等等。

  怎樣答好新世紀這第一問?

  2004年6月2日上午,人民大會堂,兩院院士大會隆重開幕。胡錦濤出席并發表重要講話。

  他勉勵和號召廣大科技人員進一步為科教興國貢獻智慧,并從世界經濟和科技發展的趨勢出發,談了一番他的“危機感”:世界科學技術醞釀著新的突破,一場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正在孕育之中。

  他說:“未來科學技術引發的重大創新,將會推動世界范圍內生產力、生產方式以及人們生活方式進一步發生深刻變革,也將會進一步引起全球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這個發展趨勢,必然對世界經濟、科技發展和國際綜合國力競爭帶來重大影響。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如果看清世界科技進步的大勢,能夠制定出正確的科技發展戰略,奮力跟上科技發展的時代潮流,就可以在未來的發展中進一步把握住機遇、贏得主動。反之,如果沒有看清世界科技進步的大勢,不能制定出正確的科技發展戰略,在全球激烈的科技競爭中落伍了,那就會失去機遇、陷于被動。”

  這一年的最后一周里,胡錦濤在密集安排的3次與科技有關的活動中,反復提到4個字:自主創新。

  12月24日,胡錦濤分別看望著名科學家朱光亞、楊樂;12月27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12月29日考察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試點工作。

  在這3次活動中,他強調,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作為推進結構調整的中心環節,把推動自主創新擺在全部科技工作突出位置,提高我國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加快建設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

  這是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國最新認定的方向。

  2006年1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科技大會,并發布《關于實施科技規劃綱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決定》。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明確提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大戰略目標。10多天后,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科技規劃綱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決定》出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走到一個新的起點。2007年10月15日,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上進一步闡釋科學發展觀的豐富內涵,開啟了中國在全球化條件下追求持續進步和繁榮、實現科學發展的時代大門。

  這次大會上,胡錦濤強調,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是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是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并將其擺在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8個著力點之首。

  面向2020的戰略部署

  2006年2月,國務院發布《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綱要》),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為主線,以建設創新型國家為奮斗目標,明確了今后15年科技發展的指導方針、戰略目標和總體部署。

  時間回到2003年6月6日,國務院決定成立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領導小組,溫家寶總理親自擔任組長。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科技部部長徐冠華等24位部級領導任領導小組成員,成立了以周光召、宋健、朱光亞為召集人,王選等21名資深科學家為成員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總體戰略專家顧問組。

  2003年12月10日開始,各專題組研究人員匯聚在北京東北郊的國家會計學院,集中參加脫產研究的專家和工作人員住滿了8棟樓。在時任科技部政策法規司司長梅永紅的記憶中,“這里的40天,是面紅耳赤的40天”。

  急劇的思想碰撞和火熱觀點交鋒,讓真理越辯越明,政策界、科技界最終形成了廣泛共識。歷時兩年,戰略研究20個專題的研究隊伍超過2000人,易稿12次后,這份引領中國科技未來發展航向的《規劃綱要》最終出爐。

  徐冠華表示,《規劃綱要》的最大特點就是突出自主創新,并以此為主線貫通全篇。自主創新包括原始性創新、集成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自主創新從來不反對引進技術,但要反對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

  站在歷史的門檻回望,《規劃綱要》不僅留下了極具前瞻性的16個科技專項,也為此后的3個五年計劃提供了基本框架。一些科技戰略思想亦有較大突破,比如科技和經濟結合、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等。

  第五章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支撐科技強國建設

  在闊步邁向創新型國家的征程中,從黨的十八大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到十九大明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再到十九屆五中全會號召加快建設科技強國,黨中央對科技創新的戰略方針和謀劃部署一脈相承、與時俱進。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有了頂層設計和部署

  “當了總書記之后,我第一個來科技組。”2013年3月4日下午,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科協、科技界委員聯組會,幾個月前剛剛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專程趕來參加討論。

  他的這句開場白,既透著輕松、親切,又明確表達了關切。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開。在新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鮮明地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這也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黨中央所肩負的歷史使命。當古老的東方民族跨越百年滄桑,科學技術越來越成為現代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如何讓創新成為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是必須回答的時代課題。

  將視線拉回聯組會。11位政協委員發言,習近平邊聽邊記。隨后他表示“就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談幾點看法”。這也是他第一次全面系統地對這一戰略進行闡釋。

  “之所以要把科技創新擺在這樣突出的位置上,是因為這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破解經濟發展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和活力的根本措施。”他指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立足全局、面向未來的重大戰略。”

  4個月后的7月17日上午,中國科學院北京西郊科教園區。習近平在考察高能物理研究所、參觀我國第一個大科學裝置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聽了中科院領導和院士的匯報之后發表講話,關鍵詞依然是“創新驅動發展”。

  除了在一次次考察、調研和重要會議中,習近平結合其所見、所聞、所思,不斷闡述、部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2013年國慶前一天,一個不同尋常的創新之舉,更讓外界看到了黨中央推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決心與信心。

  9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主題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集體學習“課堂”搬到了紅墻外,來到在我國科技發展歷程中具有特殊意義的中關村。

  上午8點半,全體政治局委員來到了北京中關村。

  習近平闡述了“創新驅動是形勢所迫”——我國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位,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科技實力邁上了一個新的大臺階。同時,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人口、資源、環境壓力越來越大。物質資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卻會越用越多,因此我們必須及早轉入創新驅動發展軌道,把科技創新潛力更好釋放出來。

  兩年后的3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闡述了創新之于中華民族的重要意義。

  在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期間,他明確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抓創新就是抓發展,謀創新就是謀未來”。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的論斷與“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一脈相承,既是繼承,也是發展,是對新常態下中國經濟轉型發展方向、路徑和著力點的精辟概括。

  這一論斷日后寫進了十九大報告。

  回到2013年的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總書記強調,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不能“腳踩西瓜皮,滑到哪兒算哪兒”,要抓好頂層設計和任務落實。

  一年后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研究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整體部署問題。

  2016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綱要》提出到202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到2030年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三步走”目標,并做出具體部署。

  “《綱要》是一個歷史性文件,指出了未來十幾年中國的發展方向。它宣示我國經濟發展的路徑將發生根本性變化,即從要素驅動轉變為創新驅動。”中國工程院原院長徐匡迪表示,這是一份對于創新驅動發展作出頂層設計和整體部署的統領性文件。

  《綱要》頒布十幾天后,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如期而至,習近平總書記對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出了總體要求。

  “今天的會議是1978年以來規模最大的全國性科技會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原主任陳宜瑜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是對全社會加快創新驅動發展的總動員和部署。

  “科技興則民族興,科技強則國家強。”在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為創新鼓與呼。

  “可以感覺到,總書記的話透露出中央的緊迫感,以及對創新的期待。”陳宜瑜說。

  “不創新不行,創新慢了也不行。”總書記說,如果我們不識變、不應變、不求變,就可能陷入戰略被動,錯失發展機遇,甚至錯過整整一個時代。

  如何變?

  夯實科技基礎,在重要科技領域躋身世界領先行列;強化戰略導向,破解創新發展科技難題;加強科技供給,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主戰場;深化改革創新,形成充滿活力的科技管理和運行機制;弘揚創新精神,培育符合創新發展要求的人才隊伍……總書記的五點要求指明方向。

  按照《綱要》部署和總書記的要求,實施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三部曲”、部署“科技創新—2030”重大項目等系列工作陸續展開。

  2021年2月26日,科技部部長王志剛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用數據說話:全社會研發投入從2015年的1.42萬億元增長到2020年預計2.4萬億元左右;2020年科技進步貢獻率預計會超過60%;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顯示,我國排名從2015年的第29位躍居到2020年的第14位。

  “整體上,創新型國家建設取得了決定性成就。”王志剛說。

  改革點燃創新引擎

  創新驅動發展,改革驅動創新。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這是新形勢下中央對科技工作提出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

  2014年6月,在兩院院士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如果把科技創新比作我國發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點燃這個新引擎必不可少的點火系。我們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完善點火系,把創新驅動的新引擎全速發動起來。”

  這一年,備受關注的科技項目管理改革實現突破。

  2014年12月,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化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改革涵蓋一半以上民口中央財政科技經費,涉及近40個管理部門,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

  “九龍治水”“天女散花”,這些科技界長期為人詬病卻不敢輕易觸碰的頑疾,在方案中有了與之呼應的良方:將分散在各部門近百項科技計劃優化整合為5大類,建成公開統一的國家科技管理平臺;政府各部門不再直接管理具體項目,“錢袋子”交給專業機構打理……

  一場勇蹚深水區、敢啃硬骨頭的改革攻堅戰由此破冰。

  次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從營造激勵創新的公平競爭環境等8個方面提出了30條改革意見,明確到2020年基本形成適應創新驅動發展要求的制度環境和政策法律體系,為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提供有力保障。

  隨后,中辦、國辦印發《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明確了科技體制改革的戰略方向和整體布局。作為中央關于經濟領域“四梁八柱”性質的綜合性改革方案之一,提出了10個方面32項改革舉措143條政策措施,形成了時間明確、路線清晰的改革“施工圖”。

  2016年,國務院印發《“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明確在全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同時,強化科技體制改革與其他領域改革的協同。

  突破頑疾、創新聯動,一幅立意高遠、脈絡清晰的科技體制改革宏圖已經繪就。

  一系列重大舉措密集出臺——

  讓評價機制更科學合理。《關于分類推進人才評價機制改革的指導意見》實行分類評價,基礎研究人才、應用研究和技術開發人才評價告別“一刀切”;《關于深化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改革的意見》讓人才“帽子”滿天飛的現象得到遏制,力求最大程度破除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的傾向。

  讓科研人員享受更多創新紅利。修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實施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制定《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這環環相扣的科技成果轉化三部曲,讓科研人員可以憑成果致富;《關于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見》,構建了科研人員“三元”薪酬結構,讓科研人員可以依法依規兼職兼薪,創新創業。

  讓科研人員擁有更多自主權。《關于進一步完善中央財政科研項目資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見》為科研人員松綁解套,讓“打醬油的錢可以買醋”;《關于加強和改進教學科研人員因公臨時出國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讓科研人員出國交流可以按照自己的學術活動安排,因公出國批次不再受限;

  ……

  系列改革措施通過破除體制性障礙、打通機制性梗阻、推出政策性創新,顯著增強了各類主體創新動力,優化了創新要素配置,優化了科技創新環境和學術生態,提升了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推動我國科技事業取得了新突破。

  重大成果競相涌現

  創新驅動發展釋放的巨大能量,和改革驅動創新激發的強勁潛能正在釋放。

  ——基礎研究和戰略高技術領域取得一批重大成果,在量子信息、鐵基超導、干細胞、合成生物學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北斗導航衛星全球組網、“嫦娥五號”實現地外天體采樣、“天問一號”登陸火星、空間站“天宮”加快建造,“奮斗者”號完成萬米載人深潛,川藏鐵路穩步建設,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等大科學裝置建成使用;

  ——科技有力激發經濟和產業發展內生動力,5G、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推動數字經濟、平臺經濟、共享經濟蓬勃興起。新型顯示產業技術和規模全球領先,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懸浮試驗樣車下線,新能源汽車產銷量世界第一;

  ——科技創新支撐民生改善能力明顯增強。癌癥、白血病、耐藥菌防治等領域打破國外專利藥壟斷,一批高端醫療裝備加速國產化,85萬名科技特派員深入脫貧攻堅一線,為決勝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貢獻科技力量,加強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科技攻關,助力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

  ……

  神州大地回蕩著創新的時代回響。

  這其中,偉大的科技抗疫無疑是最華彩的樂章。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巨大挑戰,也是對中國科技的全面檢驗。如今,我們可以自豪地說,在與時間賽跑、與病毒角力的過程中,中國科技亮出了高分答卷。

  2020年3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關工作時再次強調,“最終戰勝疫情,關鍵要靠科技”,并明確科研和物資生產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兩條戰線之一。

  2020年第6期《求是》雜志發表的重要文章《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強大科技支撐》,正是總書記在這次考察時同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和專家學者就疫情防控科研攻關工作座談時的講話。

  “人類同疾病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學技術,人類戰勝大災大疫離不開科學發展和技術創新。”總書記的話擲地有聲。

  疫情是命令,總書記的指示是戰鼓。國有需,民之急,科技界責無旁貸。

  最高級別的科研攻關沖鋒號和集結號迅速吹響。在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和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的統籌下,劉鶴副總理靠前指揮,按照“戰時管理”,設立專班,掛圖作戰,責任到人,爭分奪秒。

  在新型舉國體制的強勁支撐下,中國科研展現了一支“抗疫硬核力量”:從7天內分離出新冠病毒毒株,14天完成核酸檢測試劑研發和審批上市,再到疫苗快速研發上市,科技在控制傳染、病毒溯源、疾病救治、疫苗和藥物研發、復工復產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撐。

  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高級顧問布魯斯·艾爾沃德經過實地考察后得出結論:科技驅動成為中國防控措施的一大特點。

  尤其值得自豪的是,不論是研發技術路線、疫苗品種數量、品種類型豐富程度還是研發進度上,我國新冠疫苗研發均處于全球第一方隊。

  不僅是新冠疫苗應急科研攻關成績舉世矚目,疫苗接種跑出的“中國速度”同樣驚艷世界。美聯社在近日一篇報道中感嘆:“中國正在做一件世界上幾乎沒有其他國家能做的事情。”

  國家衛健委6月29日通報,全國新冠疫苗接種超12億劑次。據新華社消息,截至6月25日,我國已向國際社會提供了超過3.5億劑新冠疫苗。根據牛津大學此前的監測數據,目前全球累計接種的疫苗中約1/3來自中國。

  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邁進

  “今天很受啟發,很受教育。目前國家強大,人民生活改善,社會經濟發展,對科技創新的需求從來沒有如此強烈,對科技創新的認識從黨中央到老百姓、從科學家到工程技術人員再到普通市民,從來沒有如此高度一致。”在2021年5月底召開的中國科學院第二十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會和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吳偉仁難掩激動。

  “今天,我們在這里召開這個盛會,就是要在我國發展新的歷史起點上,把科技創新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吹響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號角。”5年前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總書記鏗鏘有力的話語言猶在耳。

  而今,站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重要時刻,盛會再次開啟,共商推進我國科技創新發展大計。

  這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第四次出席兩院院士大會、第二次出席中國科協全國代表大會。他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堅持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加快建設科技強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2020年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首次專章部署科技創新,強調“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

  從科技自立自強到高水平自立自強,“高水平”這三個字既是要求、號召,也是鞭策、激勵。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突飛猛進,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是大勢所趨。

  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握時代潮流、立足發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對于加快建設科技強國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具有重大意義。

  怎樣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習近平總書記從5個方面作出重要部署。其中,擺在第一位的是“加強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此外,還要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推進科技體制改革、構建開放創新生態、激發各類人才創新活力。

  “實踐證明,我國自主創新事業是大有可為的!我國廣大科技工作者是大有作為的!”習近平總書記的話為廣大科技工作者指明了奮斗方向,“肩負起時代賦予的重任,努力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百年大黨風華正茂,科技強國風正帆懸。

  百年風雨歷程見證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豐功偉績。站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歷史交匯點上,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我們要繼承黨關心和支持科學技術事業的光榮傳統,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建設和武裝科技隊伍,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把黨中央對科技創新的厚望和重托轉化為加快科技創新步伐的強大動力,為實現高質量發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供源源不斷的創新動力,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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