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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7798688@qq.com第六個國家公祭日即將到來，每年的12月13日都是我們全民以沉重的心情緬懷逝者、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的日子，而這個日子對他們來說尤為特殊：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們。他們經歷戰爭的恐懼、承受失去親人的苦痛，然后用整個余生都在為那段歷史真相公布于世而奔走。
近日，夏淑琴、葛道榮、岑洪桂、馬庭寶、陳德壽、艾義英、石秀英、傅兆增八位幸存者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接受了紫牛新聞記者采訪，盡管他們都已是八九十歲的白發老人，盡管他們“眼睛都哭壞了”“耳朵聽不清了”，甚至“每講完一次那段歷史就好幾天都睡不著”“每來一次紀念館都難受得想流淚”，但面對媒體他們毫不猶豫地掀起身上的傷疤，對著鏡頭堅定勇敢地表示：“我還能再講一次”“就是要讓全世界知道”“希望有生之年能等到日本政府承認、道歉”“盼著年輕人一定要銘記歷史建設祖國”……
夏淑琴
（90歲，1937年她只有8歲）
看我腰上和背上的傷疤，82年了
“我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我給你們看”，采訪現場，夏淑琴老人說到激動處撩起衣服將腰上的刀疤展示給記者看，然后她憤憤不平地發出靈魂拷問：“七口人！我們家死了七口人！日本人這么狠……我們這些老人都快死光了他們還不承認南京大屠殺，我真是沒想到！日本人太狠了……”
“我活一天就要告一天，不但為被日軍屠殺的家人，也為身后30萬的死難同胞。今天，我終于在國內打贏了這場官司，但這還不夠，我還要在日本告倒他們（日本右翼）”，當年夏淑琴在南京起訴日本右翼引起全世界的關注，這也是南京大屠殺受害者首次在中國法院對日本右翼提起的此類訴訟。
“我家9個人，死了7個，我永遠不能忘掉”，夏淑琴提起那段歷史還是終身難以釋懷，“我一想起來就忍不住流淚，眼睛都哭壞了”。日軍進攻南京前，夏淑琴家里有9口人，外祖父外祖母都70多歲了，小妹妹夏淑芬年僅1歲，一家人住在城南，“除了我和妹妹夏淑蕓，全家7口當時全被日軍殺害，我和妹妹是被人從死人窩里揀出來的兩個孩子”。她回憶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隊日本兵（約有30人）來敲門，父親跪在日本兵面前懇求他們不要殺人卻被當場槍殺，緊接著1歲的小妹妹、母親、外祖父、外祖母及兩個姐姐相繼被殺，“我躲在床上的被子里嚇得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我當時就昏了過去，不省人事。也不知過了多久，我被4歲的妹妹的哭聲驚醒，看到周圍全是親人的尸體，我們倆哭喊著要媽媽”。姐妹倆與親人的尸體一同生活了14天，后來先后被“老人堂”和舅舅收養，12歲開始不得不自謀生計，賣過菜，做過傭人……
一生坎坷的夏淑琴老人被問到目前的生活她感慨：“我已經活到90歲了，我生活自己還能自理，工資能拿到4000多，夠用了。我雖然沒讀過書，這么多年下來能生活到現在這樣的好要感謝國家。從當時我們全家剩下兩個，到現在我們家里幾輩共有20口人，都是因為我們國家強大了，我現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活著等到日本人承認南京大屠殺，向我們道歉”。
石秀英
（93歲，1937年她只有11歲）
家里建了個群，資料我都會發給他們
“1937年，當時我家住在七家灣牛首巷，家里原本7個人：父親，母親，二姐，哥哥，弟弟，妹妹，大姐石玉珍當時已經出嫁，父親石長福47歲，是做生意的，他是家里的頂梁柱”……這段往事石秀英老人講了很多次了，但每次講起來還是心痛難忍，她回憶當年12月13日日軍進城，全家躲進了上海路附近難民區的一間蘆席棚子；12月13日父親送姐姐去姑媽家；12月17日父親再次出門去姑媽家給姐姐送點醬菜……那一次出門，父親再也沒有回來，“三個月后一個親戚告訴我們，他在水西門看見日軍在刺殺中國人，其中一個像是我父親，等日軍走后那個親戚從躲的地方出來過去看，看到果然是我父親，他身上被刺了三刀，我父親被日軍殺害了。而我的大哥石坤寶那時19歲，被日軍抓上卡車拉走后失蹤”。石秀英永遠記得當時哥哥被帶走的情景，“我弟弟當時9歲，哥哥原本帶著弟弟，日本人把我哥哥帶走，他就對弟弟說：你先回去，哥哥一會兒就回來”。父親沒有回來，哥哥沒有回來，后來母親一個人靠洗衣服、倒馬桶帶大了幾個年幼的孩子。
為了揭露日軍在南京犯下的反人類罪行，石秀英老人曾赴日本作證，向日本民眾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她再次說起那段歷史，眼神痛苦地坦言自己對日軍的仇恨是有的，但現在她在中日兩國間奔走講述歷史就為“倡導中日友好，希望和平，反對戰爭”。陪同石秀英一起來的女兒王秀云告訴記者，家里建了個群，“我媽媽他們姊妹多，有的在外地，上海的貴州的，現在一旦有什么新聞參加什么活動我都會把資料留下來，然后都發到群里，要把這些歷史傳下去”。
陳德壽
（88歲，1937年他只有6歲）
姑媽被刺死前，連碗糖水都沒喝到
“日軍侵占南京時，我還小，才六歲。當時我家住在三山街天京街古缽營，我家中有八口人：祖父、祖母、父親、母親和我，姑媽帶著小表弟、小表妹與我們住在一起，當時我母親25歲，懷孕快生了”，88歲的陳德壽老人當年只有六歲，但他回憶起來當時的情形歷歷在目，“一天上午一個日本鬼子拿著一枝長槍來到我家。家里人毫無準備，祖父、祖母拿出香煙糖果給他，他不要，到處找姑娘。當時，姑媽抱著兩歲的小表妹，手挽著四歲的小表弟，日本兵見了姑媽就要拖，姑媽死活不從，她把小表妹放下，讓奶奶抱著，她與鬼子推推搡搡，日本鬼子惱羞成怒對她連續剌了六刀，然后揚長而去。姑媽倒在地上，她說：媽媽我太疼了想喝碗糖水，奶奶剛從后面房子里端糖水過來，她就沒氣了”，陳德壽說這個畫面在自己年幼的心靈里扎下了根，“太殘忍了，一個年輕的好好的生命，就這么沒了，死前想跟媽媽要碗糖水都沒喝到”……
幾天后，家里沒吃的了，而這時母親又生下了妹妹，每天都有日本兵上門，“后來舅舅找了個親戚送我們去安全區。我們是夜里去的，外面下著雪，一路上多次被尸體絆倒”。他回憶姑媽出事的時候父親陳懷仁不在家，“那天鬼子在天青街放火，街坊鄰居去救，父親也去了，被日本鬼子抓走了。后來街坊告訴我祖父，說我父親被鬼子殺了。當時鬼子要我父親跟他們走，我父親說家中有老有小不能走，就被戳死了，刺刀是從太陽穴刺進去的頸部也被刺了一刀。當時有街坊在三山街承恩寺看到他的尸體被放在防空洞里。40多天后，祖父與我舅舅去收尸，埋到中華門外”。
盡管懷有深切的家國仇恨，但陳德壽卻不忘跟大家強調“日本人也有好人”，“當時我媽媽生完孩子熬到第六天，來了個日本兵，他會說中國話，他跟我爺爺說他家里是開店的，被征兵來打仗也是沒辦法，他聽我爺爺講了我家的情況后，帶了我爺爺出去找了口棺材把我姑媽收殮了，又給我爺爺找了點飯菜帶回來，他沒講姓名就走了，所以我說日本人不全是壞人”。2014年、2015年他兩次赴日本作證，向日本民眾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日本民間老百姓對我們很友好，他們很多人也是戰爭受害者。所以我們共同的愿望是反對戰爭、珍愛和平”。聽起來老人好像挺理智，但陪同他一起來的女婿告訴大家，每次公開講述那段經歷后，老人回家好幾天都睡不著，沉浸在壓抑悲傷的情緒中難以自拔。
岑洪桂
（95歲，1937年他只有13歲）
2歲弟弟被活活燒死，那哭聲82年還在耳邊
“我家是1930年從蘇北老家逃荒來到南京的，當時我父母親帶著我和二妹、二弟、三弟，住在南京漢中門外北化廠街城墻邊，靠做苦力為生”，岑洪桂老人回憶起一九三七年那場大火仍心痛不已，“日軍火燒漢中門外城墻根的稻草房，父母帶著我和二妹、二弟逃出火海。當時，未滿2歲的三弟岑小三在屋內睡覺，因日軍阻止父母返回屋內，三弟被活活燒死”。當時他也只有13歲，日軍將他推入火海，“我的褲腿被點燃，腿部被燒傷，至今留有傷疤。當時，日軍向抱著二妹的父親開槍，子彈從兩人中間穿過，將二妹岑洪蘭的下巴打傷，鮮血直流。然后，日軍將父親和其他幾名男人帶走，讓他們尋找‘花姑娘’。我帶著受傷的二妹、母親和二弟，一起躲到了城墻邊的防空洞內避難。父親命大，返回漢中門，在防空洞找到我們”……為了活命，他們全家連夜跑到下關江邊，在父親朋友的幫助下渡江，“我們逃到江北浦口，走了十多天的田間小路，回到安徽邳縣老家”。
82年過去了，但岑洪桂一直難以忘懷被活活燒死的小弟，“他還沒到兩歲，連大名都沒取呢，我當時在外面聽到弟弟的哭聲，這么多年那個哭聲還永遠忘不掉”。2015年，岑洪桂曾出訪日本長崎、熊本和福岡3個城市，跟當地民眾交流南京大屠殺的問題，“當時有年輕的日本學生問我：你們怎么證明屠殺？有那么多人嗎？我就回答他們：希望你們都去一次南京，去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親眼看看，那里有證據。我們有證人證詞，歷史就是歷史”。他坦言年紀大了，不知道能再過幾年公祭日，“但我希望我能等到日本政府承認、道歉，我等著”。
馬庭寶
（84歲，1937年他只有2歲）
父親他們被帶走便再無蹤跡……
那一年，馬庭寶老人只有兩歲，他是親歷者，但很多史實是家人后來一點點告訴他的，“在1937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難民區和母親玩耍，一大批日軍闖進難民區，我的父親馬玉泉、二姑爹楊守林和大舅溫志學以及(叔伯父馬玉宏)許多青壯年村民被日軍抓到下關江邊集體屠殺，我由于年幼沒被日軍抓走幸免于難”。
“我父親、舅公和二姑爹被日軍用繩子捆著押上了卡車，那些日本兵嘴里還喊著：苦力的干活！”馬庭寶回憶當時一同被抓走的人數量很多，幾輛大卡車被塞得滿滿當當，而他們一去便再無蹤跡。“聽當時的大人們講，被押走的難民是被拖到下關江邊集體射殺了。”父親遇難后，母親為了孩子能夠繼續活下去，改嫁給了大伯父，后來又生了三個弟弟妹妹。家庭重組后，生活仍然艱辛，伯父和母親靠沿街擺攤做小生意養育五個兒女……
馬庭寶老人提到自己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的閱兵儀式感到激動又欣慰，“真的激動！很激動！我們經歷過戰爭、死亡，后來吃不飽穿不暖的日子也過來了，我們比現在的年輕人能理解苦日子，現在國家的強大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我們國家變化太大了！比如我一個普通工人，退休后每月有4000多塊退休金，真的非常幸福知足。”說到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他感慨：“現在82年過去了，我現在的愿望就是希望后人們放下仇恨的同時能牢記歷史，同時希望日本政府能早日正視、承認南京大屠殺，不要一錯再錯。還有就是，我們希望世界和平，再無戰爭”。
艾義英
（91歲，1937年她只有9歲）
拜托你們去跟家人講鄰居講同事講……
“我父親他們的名字都在‘哭墻’上，現在我眼睛哭壞了，看不清了，但每次來紀念館我都會去那兒看看他們”，91歲的艾義英老人不識字，但父親的名字她認得，“而且我家姓艾，我們家里大屠殺中死去的人都排在‘哭墻’最前面，大家走過去最先能看到他們的名字”。說到這兒，老人的眼眶又濕了，她說自己每次來紀念館心里都非常難過，每次面對媒體講述這段歷史也會讓自己回去好些天都難以平復，但她每次都義無反顧地前來參加，一次次不厭其煩地向媒體講述，媒體問得小心翼翼，生怕戳到老人的傷處，但她卻反過來感謝大家，“謝謝你們把這些真實的歷史傳播出去，我也拜托你們年輕人，去跟家人講、跟鄰居講、跟同事講、跟朋友講……讓越來越多人知道歷史的真相”。艾義英老人自己就是這樣做的，她的孩子們從小就聽她講那段歷史，然后再繼續傳下去……
“我娘家住在許巷村，家里有五口人，我們姊妹三個，我弟弟艾義貴，1937年時才兩歲。家里以種地為生，生活很苦。聽說日本人要來了家里挖了個地洞，里面放糧食以及腌的咸鴨、咸雞、咸肉，我們晚上就在里面睡覺，聽到外面砰砰的槍炮聲”，艾義英再次回憶起那一年，“冬月14那天日本人來了。當時我媽媽出去了，父親就帶著我們躲到山上。一天中午日本人來了，逮雞子，我父親還幫他們逮。第二趟他們又來了，把我父親他們拖走了，一共拖去七個人，我父親當時37歲，還有叔叔、堂哥、姑爹、表叔都被拖走了”。她記得當時自己拉著父親不讓走，問他什么時候能回來，“我父親回答說是去幫日本人搬東西，過不了多久就回來”……然后那一走，父親再也沒有回家，家里這些成年男性都被日本人殘害了，“第二天一大早就有村民來報信說艾家一門七個人在平家崗都被殺了，我們都哭了一起去看，我姑爹手都被戳通了，一個堂哥渾身都是血受了重傷，其他全死了，都是被刺刀戳的”……艾義英說自己每次在“哭墻”上看到父親的名字都會難過得無以復加，“我只認得父親的名字，因為沒讀書，當時如果父親沒死，他說那年就要送我去上學了”……
對日本人“又恨又怕”了這么多年，艾義英后來也去了日本參與講述歷史真相，她一方面對于日本民間團體所釋放出的善意表示欣慰，同時也對日本對于歷史的態度表示遺憾，“我在日本的時候也問他們：日本政府不承認南京大屠殺，如同美國人不承認投放原子彈，你們設身處地想想，你們能接受嗎？”
葛道榮
（92歲，1937年他只有10歲）
整理了一份10萬字的“傳家寶”
“1937年12月18日，我在漢口路金陵女子大學難民區內南院樓下教室內，被闖入的鬼子重打耳光并用刺刀刺傷右腿，留有傷疤”，82年過去，當年的傷口還依稀可見。昨天92歲的葛道榮老人帶著兩個兒子來到紀念館，這么多年來，他到各處參加活動都帶著兩個兒子，除了必要的日常照顧外，他也想讓兒子對當年歷史一遍遍有更深地體會，“1937年時，我的叔父葛之爕53歲，1937年12月14日夜晚在華僑路高家酒館22號家中被三名鬼子闖入殺害，面目皆非。舅父潘兆祥55歲，1937年12月挑了行李至下關，被攻城的鬼子殺害。舅父王鈞生33歲，1937年12月在煤炭港做工工地上被侵入鬼子殺害”。
上世紀80年代，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聯合南京市檔案館等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進行登記，葛道榮像其他1000位幸存者一樣有了自己的編號：37。自那時起，他的生活中多了一項新內容：作為歷史的見證者，向世人講述南京大屠殺的悲慘故事，他去過工廠、社區，還有幼兒園，“我那時候的編號很靠前，37號，這些年，我眼看著幸存者越來越少，一個個相繼離世”。他希望自己能夠把前事不忘、銘記歷史的使命繼續完成，“我希望下一代可以更全面地了解這段歷史，也希望不再會有戰爭。”葛道榮夫婦有四個兒子，他給每個兒子準備了一份“傳家寶”：他將日軍入侵南京城后的親身遭遇親自整理成一本十幾萬字的冊子，取名為《銘記歷史》。除了將手稿交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保管外，他還作為“傳家寶”為子孫們每人印制了一份，“幸存者越來越少，但我希望后人要永遠銘記”。
傅兆增
（83歲，1937年他只有1歲）
這就是當時被子彈打中留下的疤
“這就是當時被子彈打中留下的疤，名副其實的”，采訪現場，傅兆增老人用顫抖的雙手卷起褲子，讓記者拍攝他大腿上的傷疤。現場傅兆增回憶起從小聽到的當時那段經歷，1937年當時自己家住在長樂路，“日本侵略南京的第二天，南京市內簡直成了火海，到處都發生了火災。當時我家是做裁縫的,父母差不多都在家里干活，日本人放火的事完全不知道。母親以為是一般的火災，就抱著我到家對面的廣場去看情況。那時二姑也在一起。在去廣場的路上看到日本兵從377號出來。日本兵見到我們就追了過來，接著開始向我們開槍，子彈在我和母親中間穿過，打中了我的腿”……
當時母親按著他負傷流血的腿,和二姑一起朝斜對面的理發店逃去。接下來二姑被日本兵的槍打中，當場就死了。母親拼命地逃，理發店在394號，是一對老夫妻開的店，“后門外有條路可以一直逃到家里。我們逃出理發店后不一會兒，日本兵也來了，埋伏在大門后面等人來。理發店的男主人來到大門附近時，藏在后面的日本兵出來了，用刺刀猛地從后面扎死了他。母親抱著我跑過四五家人家，一直跑到我家的后院。我家的院子有墻，母親跑到墻角，抱著我不能翻墻，就踢倒了墻，打開一個洞，好容易進了家”。他后怕地表示如果那時子彈打中胸膛那多半自己就死了，“后來我家去了山西路的難民區避難。后來聽說，在母親和二姑帶我去的廣場上全是尸體,非常凄慘，三四畝大的廣場上排著幾百具尸體”……
也正因此，傅兆增表示自己在感情上怎么都不能原諒日本人，“組織幸存者去日本的活動，我身體不好婉拒了，在感情上我不想去。除了戰爭，他們還賴皮，真實的歷史居然不承認，這個我對他們還是很反感的”。經過了那樣慘痛的歷史傅兆增也還是很堅強，他始終牢記人性中的光輝和堅韌，“留在印象里的是，我家附近的大嬸們盡管家里人被殺了,但還是經常把自己做的醬菜送給戰敗投降的日本兵。父母經常教育我說：生命是非常寶貴的，尤其是你，因為體驗過生命的寶貴，所以無論發生什么，都要珍惜生命。”
來源｜揚子晚報/紫牛新聞記者 張艷/文 宋嶠/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