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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為本次周年慶活動題詞：薪火相傳。
李政道手繪的大榕樹。圖片由CUSPEA學者協會提供
全中國人事實上是一個人，我們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人，精神相連，就跟這棵大樹一樣，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同一棵樹的一個枝干，每一棵樹是整個一棵樹的一部分……整個中華民族就是一個人，是全世界最大的人，是歷史上最大的人，也是將來最大的一個人
如果此刻，李政道先生能來到這里，他會看到自己40年前在中國播下的種子長成樹林的樣子。
2010年后，李政道的身體已不適于長途旅行，但他想象了一下這場籌備一年之久、有300余人參加的聚會場景，托長孫李善時帶來一句感想：“十年樹木今成林”，又親筆寫下題詞：“薪火相傳”和“科學屬于全人類”。
聚會時間定在11月25日和26日——李政道93歲生日后兩天，聚會主角是上百位從世界各地趕赴西安相聚的CUSPEA學子。
他們被視為李政道的弟子，盡管一些人至今也沒見過李政道本人，但每個人都對他懷有特殊情感，因為他們都是被他的一個創議改變命運的915人中的一員。
CUSPEA，即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劃），由李政道在1979年發起運作，目的是為剛結束長期封閉、面臨人才斷檔危機的中國盡快培養科技人才，給當時缺少正規途徑出國深造的優秀青年提供機會。
如今，出國留學已十分平常，但在CUSPEA推行之初，留學，特別是去歐美地區一流高校留學是件困難重重的事。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認為，CUSPEA項目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與歐美高校人才交流的破冰之舉。
從1979年試點，到1988年結束最后一次選拔、完成歷史使命，十年間，李政道創設的特殊選拔方式CUSPEA項目，讓915名中國學生在國內尚無托福和GRE考試的情況下拿到北美一流大學的獎學金，出國深造。
他們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留學大潮的先鋒隊。事實上，由李政道建議，中國在1985年建立的博士后制度，1986年設立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重要科教舉措，也都與他們有關。
今天，他們中已產生12位中國和歐美等地的科學院院士，100余人次獲各類國際科技大獎，300多人次在國際科技組織中擔任職位，還有400多位成功的高科技發明家或企業家。
相比于科學家，其中更被網絡時代年輕公眾熟悉的名字，或許是創辦搜狐網的張朝陽，創建一號店的于剛和豆瓣網的創始人楊勃。
李政道曾多次說，CUSPEA項目是他生命中最有意義、有價值的成果之一，“和拿諾貝爾物理學獎一樣重要”，甚至從某些方面講更有意義。
在寫給本次40周年慶的書面致辭里，他希望每位CUSPEA學者都能繼承項目創立伊始的精神，為更多年輕人提供發展才能的機會。祝福之余，也請他們思考，自己還能為未來做出哪些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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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見李政道先生，是他回國講學的時候。”1979年，王垂林33歲，在中科大讀研究生。他是1967屆的大學畢業生，畢業后，先被分配去農場勞動，又到縣里教了6年書，1978年中國恢復研究生招生，他考研回到學校。
這年4月，李政道應邀回國講學，全國約千名師生赴京聽課。在近兩個月時間里，他上午講粒子物理與場論，下午講統計力學，臺下座無虛席，不少人席地而坐。
講課之余，李政道提出午餐要跟學生們一起吃。“那是我長那么大，第一次圍著圓桌吃大席。”王垂林說，每天中午，不同學生輪流與李政道共餐，席間，李政道會問他們日常學習和生活情況。
后來，李政道回憶：“目睹當時祖國面臨人才斷檔的嚴重危機狀況，我憂慮萬分。我深感，為加快祖國科學技術人才的培養，只在國內舉辦講座補課是遠遠不夠的。我從自己成長的經歷中深切感到，必須盡快為祖國的一批年輕人創造系統學習和發展的機會，特別是讓他們能到美國世界第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學去系統學習，這才是培養人才的長遠之計，也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
那時，國外大學對中國學生的情況既不了解也無從衡量，李政道就自己設計了一套“用改革開放方式為祖國培養優秀年輕人才的計劃”，并在1979年做了兩次小規模試驗。
從他所在的哥倫比亞大學開始，李政道一一說服6所美國大學物理系和招生辦同意改變錄取規則，在還不能考托福和GRE的中國，以美國大學研究院的物理試題選拔優秀學生，并為入選者承擔教育和生活費用。
18名中國學生由此赴美留學，王垂林也在其中。這批學生成績優異，常包攬各校物理博士生資格考試頭幾名，給美國方面留下很好的印象。
1980年，CUSPEA項目正式啟動，李政道親自設計整套招考流程和各種申請表格，頻繁于中美兩地進行聯絡與溝通。
在國內，他取得國家領導人和科教界人士的支持；在國外，他以個人名義向53所美國知名大學物理系發出200多封項目介紹信，為中國學生們一所一所地打通留學通道。
時任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副院長吳塘曾感嘆，CUSPEA項目在國內可以調動人力，聯合幾十所大學一起進行，但在美國，李政道只能靠他自己，為此做具體事務的只有他和夫人秦惠?，以及自愿協助他們的助理艾琳·特拉姆。
十年間，CUSPEA每年資助百名左右中國學生，每個學生需要李政道給美國大學撰寫、郵寄10余封各類信函，秦惠?和艾琳常幫他裝信封、貼郵票。他們發信太多，塞滿所在街區郵筒，不得不專門買了個小車，推著信件走過10個街區，分散寄出。
除了繁瑣到難以想象的事務，他還要經受國內外的種種壓力。
一些華裔學者寫信回國，極力反對CUSPEA，不認同“在中國領土上考試，題目卻全由美國人出”的做法，李政道不得不專程飛往北京解釋。
李政道曾說：“在CUSPEA實施的十年中，粗略估計每年都用去了我約1/3的精力。”
那是屬于世界最杰出科學家中一員的十年的1/3，是一個常年癡迷科研，“累則小睡，醒則干”，經常一天只睡4個多小時的勤奮天才的十年的1/3。
最終，97所美國和加拿大高校、95所中國高校參與了CUSPEA項目。在參與者們看來，選拔始終嚴格公正，未受任何不恰當行政干預，沒有一個走后門的學生。
培土
朱曉東是1980年CUSPEA項目大范圍展開后第一批到美國讀書的學生。他記得剛到美國那年，李政道常用周末時間乘飛機往返于哥倫比亞大學和美國各地幾十所錄取CUSPEA學生的學校做學術報告，其實是專門來看望他們，做他們的后盾。
于剛是第二屆CUSPEA學生，留學后，他興趣轉移，在讀博士期間從康奈爾大學物理系轉學去沃頓商學院念決策科學，“李先生幫了我很大的忙，讓我能在4天內完成轉學”。
1986年，新華社記者顧邁男到中科大研究生院采訪，多次聽人們提起李政道的那些跨洋電話，哪個CUSPEA學生在美國與教授關系處得不好，希望國內幫忙做思想工作；哪個學生得了病，需要趕快通知家長……他對CUSPEA學生的事始終事必躬親，說“這些中國送來的孩子，我有責任負責到底”。
為讓CUSPEA學生學成歸國后能更好地適應國情、發揮作用，也為讓國內科研人員有更好的工作環境，李政道建議實施并幫助設計了推動人才流動的中國博士后制度，以及支持基礎科研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方案。
1986年，因深感中國基礎科學研究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間的差距，他又提議成立由中國科學院與世界實驗室合作建立的民間學術機構——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促進中外科學界的交流。
王垂林1988年結束留學回國后，先做博士后，又到中心工作，他早期的工作是管計算機。
當時國內科研機構的計算機設備稀缺，在李政道溝通下，世界實驗室出資訂購了新型大型計算機設備，裝在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內，免費向全國科研人員開放。
1990年起，中心在李政道提議下開啟了海外青年學者歸國訪問計劃，請在國外學有所成的中國學者回國講學幾周，介紹國外最新科研進展和各自的工作，很多旅外學者因此與國內研究機構建立了聯系，最終回國發展。
講學由李政道親自主持，他為此每年回國兩次。北京大學講席教授、CUSPEA學者謝心澄記得，當時中心的小樓條件較為簡陋，“李先生覺得衛生間干凈程度還不達標，就帶著太太和工作人員一起打掃”。
從回國講學起，謝心澄增加了與國內學界的合作。2005年后，他每年一半時間待在國內，到2010年，他全職到北京大學工作，參與創建北大量子材料科學中心，任創始主任，后又多年擔任北大物理學院院長。
謝心澄現在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副主任，主管國際合作。他感到近些年中國的科研條件越來越好，國家為吸引人才下的力度很大，優秀人才回國比例也不斷提高。
對吸引海外人才回國，李政道曾說，很多優秀華人科學家未來會成為科技界領袖，他們是祖國的財產，國內要積極創造條件，堅持開放和交流，團結國內外學者，這樣就能吸引更多人才回來。
他將科學發展與人才培養比作種花，不能操之過急，但陽光、自由發展是必需的。
成林
李政道是面鏡子，與其相照者，可“正衣冠”，受其光亮者，也會反射光亮。
他自己的人生之光也來自師長，尤其是西南聯大物理系教授吳大猷。抗戰中，李政道的大學學業被迫中斷，他投奔西南聯大，吳大猷幫他申請了轉學插班，又在發現李政道的才能后，于1946年破格舉薦他赴美深造。
“我永遠記得和感謝吳老師，自1946年后我就一直考慮，如何仿效吳老師，替祖國年輕一代制造同類的機遇。”李政道說，這是他積極推動CUSPEA項目的重要動力。
“回報——我覺得我們現在要想的是如何回報李先生。”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教授楊昆是CUSPEA項目的最后一屆學生，“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但李先生對我們恩重如山，我只能盡己所能，回報幾滴水。”
活躍于社會各界的CUSPEA學者們正以不同方式思考和實踐著他們的“回報”。
今年3月，楊昆與耶魯大學教授史蒂文·葛文（Steven M. Girvin）合著教材《現代凝聚態物理學》（Modern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已被哈佛大學等十余所院校選作研究生教科書。此前，該領域經典課本出版于40年前。楊昆說：“這是我回報李先生的一滴水，沒有李先生就不會有這本書。”
今年11月，剛以首位物理生物學院士身份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的北京大學講席教授、前沿交叉學科研究院執行院長湯超，20年前在美國工作時收到李政道的一封信，邀請他去北大參與籌建和主持“理論生物物理研究室”（現為北京大學定量生物學中心），“希望你和其他CUSPEA學生能更多地發揮積極作用”。
“我又激動又高興。”湯超說，此后，他每年回國工作時間越來越長，最后干脆帶著妻子孩子全職回國。2002年，北大舉行了一次CUSPEA學者研討會，湯超向前來參加活動的李政道說：“您委托我們成立的研究中心，我們已經成立了。”
CUSPEA學者董潔林說：“作為特殊歷史時期產物，當年的CUSPEA當然不可能重現，但李先生做這件事的精神應該被繼承。”
董潔林正帶領團隊拍攝李政道的紀錄片，采訪多位物理學諾獎得主后，她感到整個學術界都非常主張增進合作，以推動科學進步，解決人類共同的挑戰。“當下尤其需要李先生這樣的民間外交家，讓科學界做點外交上的溝通和嘗試是很有價值的。”
如今，最年輕的CUSPEA學者也已48歲。“大部分年紀在50歲到60歲左右，正是李先生當年花大把精力做CUSPEA的年紀。”CUSPEA學者朱曉東說。
朱曉東曾任美國布朗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美國摩托羅拉實驗室主任科學家等職，擁有近百項發明專利，已回國創業多年，正在移動物聯網領域做些“很好玩”的東西。“我們CUSPEA幾百個同學各有所成，這個群體是個寶貝。過去大家聚得不多，以后應該多碰撞，一起為國家、也為自己干點事。”
顯然，為期兩天的CUSPEA40周年慶活動并不只是一場以敘舊為目的的同學會。與會者們除了回顧CUSPEA項目，表達感謝，還就物理學前沿、交叉科學前沿、高新技術、創新創業等主題進行了近80場學術研討。
“相聚就是為了未來一起做事。”中科院北京納米能源與系統研究所所長，CUSPEA40周年慶活動主要組織者之一王中林說。今年6月，他斬獲了本年度的愛因斯坦世界科學獎，成為首獲這一世界性大獎的華人科學家。
在11月26日活動閉幕講話里，王中林說，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紀念會，主題就是薪火相傳，把李政道先生的精神一代代傳下去，“他影響了我們一輩子，我們能不能影響未來很多人的一輩子？這是我們要力行的歷史責任。我們這批人是不一樣的，希望未來CUSPEA學者能在科學、社會等各方面做出特殊貢獻，真正使CUSPEA精神永存”。
一些新的種子或許已經種下。
這次活動上，李政道的一幅畫被人們多次提起，畫中是一棵大榕樹，上方寫著兩行字：“千枝萬根皆相連，遍野成林僅一樹。”
1993年，李政道在夏威夷工作時，去附近公園參觀“世界上最大的樹”，卻只看到一片一平方公里的樹林。公園工作人員說，這片樹林就是他要找的那棵樹，它在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斷生根發芽，長出新樹，但根脈始終相連。
人們感到這幅畫很像李政道與CUSPEA學者的寫照，而李政道本人還曾這樣闡釋這幅畫作：“全中國人事實上是一個人，我們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人，精神相連，就跟這棵大樹一樣，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同一棵樹的一個枝干，每一棵樹是整個一棵樹的一部分……整個中華民族就是一個人，是全世界最大的人，是歷史上最大的人，也是將來最大的一個人。”（記者王京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