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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7798688@qq.com王曉東 生物學家，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百濟神州共同創(chuàng)始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獲獎理由
作為一名科學家，他41歲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是改革開放后中國內地20多萬留美人員中獲此殊榮的第一人。作為科研體制創(chuàng)新的開拓者，他默默堅守16年，將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打造成享有國際聲望的科研機構。作為一名創(chuàng)業(yè)者，他參與創(chuàng)辦百濟神州，研發(fā)出第一款在美國上市的中國抗癌新藥。在這個紛擾喧囂的大時代，他不為浮華所動，耐得住寂寞，堅持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正確的事。
2019年度科技人物
王曉東：只做力所能及的事
記者/彭丹妮
發(fā)于2019.12.30總第930期《中國新聞周刊》
王曉東最近每個月的跑步量基本保持在100公里左右，在北京奧森公園、美國西雅圖、廣州珠江岸邊，都留下了他長跑的足跡。這名以研究細胞凋亡著稱的華人生物學家，還“跨界”當上了廣州馬拉松賽大使。
56歲的王曉東鮮為圈外人所知。實際上，他對中國科學的貢獻遠遠大于他的公眾知名度——他一手帶大的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如今已成為國內科學界的一方凈土與一面旗幟；他創(chuàng)辦的百濟神州則旨在成為真正與國際標準全面接軌的本土原創(chuàng)藥企。
王曉東說，發(fā)現(xiàn)未知世界的過程讓人向往，而不是別人對你的認可或外在的名氣。如果仔細了解他人生的幾次轉身，就能更加體會“未知”對他的吸引力，以及他對待每次選擇時，這種長跑般的默默堅持。
鮮有人走的路
中國眼下研發(fā)經(jīng)費投入最高的生物醫(yī)藥公司百濟神州，與國內最頂尖的科研機構之一——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都隱身于遠離首都繁華地區(qū)的北部郊區(qū)。兩個機構之間只隔了一條路。比空間距離更近的，是它們的內在共同點：在這兩個地方，王曉東均擔任著核心的領導角色。
在北生所官網(wǎng)，王曉東的所長職位不顯眼地列在“職能部門”一欄，沒有多余介紹。但如果你在“實驗室”一欄找到王曉東博士，才會發(fā)現(xiàn)他耀眼的學術與工作經(jīng)歷。
早在1972年，就有科學家發(fā)現(xiàn)，細胞凋亡是細胞內某種“死亡開關”的機制被觸發(fā)了。如果不觸發(fā)這種機制，就有抑制細胞凋亡的可能性，該理論在發(fā)表后近20年間只被引用了不到20次，直至1990年代依然顯得超前、偏離主流。
1995年，在美國得克薩斯大學西南醫(yī)學中心跟隨兩位諾獎得主進行博士后訓練的王曉東，改變了之前的研究方向，在埃默里大學擔任助教，并將哺乳動物細胞的凋亡機制作為自己的研究領域。在該校開啟的研究，播下了他日后在學術成就上“一鳴驚人”的種子。
從1996年王曉東建立自己的實驗室開始，他的論文成果在此后8年間被其他科學家引用超過了15000次。2004年，憑借他在細胞凋亡的生化通路與作用機理方面的出色研究，41歲的王曉東“低齡”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成為當時中國內地二十多萬赴美留學生中進入美國科學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他曾任教的美國德克薩斯大學西南醫(yī)學中心生物化學系主任麥克奈特評價說：“王曉東是過去10年中引用率最高的科學家之一，當選國家科學院院士是對他工作的恰當承認。”
在科研上到達頂峰、成為美國科學院院士的前一年，王曉東卻決定轉身，受聘于北生所，并在幾年后全職回國。在對王曉東為數(shù)不多的報道中，論及回國的決定，他解釋說：“當你走到了某個學術領域的前端、甚至成為帶頭人的時候，你的行動就具有了某種風向標的示范性。中國的科技還那么落后，非常需要我們這些海外留學生的經(jīng)驗，尤其是在我們年富力強、有創(chuàng)造力的時候，回來幫助完善制度建設和人才培養(yǎng)非常關鍵。這個時候，你回不回去是有標桿意義的。”
對于個人與國家的關系，王曉東做出了他的選擇，這也是許多學有所成的留學生們共同選擇。然而，相比很多人選擇國內名校作為落腳點、風光舒適地安營扎寨不同，他選擇了一條鮮有人走過的路，從零做起。
很多海歸科學家都會表示，他們回國，就是要推動中國科研體制的改變。然而，王曉東不曾有過這樣的“豪言壯語”，他僅僅說：“從海外回來的人，往往喜歡批評國內，但其實，批評容易建設難。美國也有很多問題，它之所以走到今天，是有很多人默默地做了大量建設性的工作……我還是更愿意看到好的一面，做力所能及的事。”
王曉東一直非常清醒，在他“力所能及”可以改變的小環(huán)境里——北生所，他已經(jīng)“長跑”了16年。“科學研究本身和跑步挺像的，跟體育一樣是不斷進步的過程，真正的樂趣在于過程。”
中國科研體制的“局外人”
2010年，已經(jīng)回國工作7年的王曉東，卻悄悄關閉了美國的實驗室，辭去得克薩斯大學西南醫(yī)學中心杰出首席教授與霍華德·休斯研究所研究員的職務，全職回國。他在似乎令人沮喪的科研環(huán)境中，全力以赴地打造年輕人可以安心自由探索科學的一塊土地。
在美國待了20多年，又回國10多年，在中美科研環(huán)境差異上，王曉東有他的體會：拋開經(jīng)濟水平和科學投入差距，在缺乏科學精神的中國，做真正原創(chuàng)性的科研、探索人類未知，還是一個很新的事情。面對中國彼時科學家數(shù)量不足、科學底子薄的現(xiàn)狀，王曉東所謂“力所能及”的改變，便是北生所的創(chuàng)辦——該機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建立符合科學發(fā)展的文化和體制環(huán)境，并以此為載體，吸引有科學訓練和科學追求的年輕人回國。
2003年，國內幾乎所有的科研機構都隸屬于中科院、各大高?；蚩萍疾?。一磚一瓦都模仿新加坡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建立起來的北生所，則獨立于這一龐大的科研體系，一心想建立一個遵循國際科學界游戲規(guī)則的全新機構。王曉東與時任耶魯大學終身教授的鄧興旺是該所的首任共同所長，2010年，王曉東接任所長，直至今天。
創(chuàng)辦北生所初期，王曉東需要反復地向“上級領導”科普他們到底在做什么，有多重要。但是在北生所的小環(huán)境里，王曉東致力于從體制上保障年輕人的心靈自由，讓他們心無旁騖地探索未知，用他的話說，便是“為年輕人賦能”。為此，他做了一系列開拓工作：包括采用和國際基本接軌的年薪制，同時打破科研“鐵飯碗”；全員采用聘用制，合同周期為 5年，在此期間，每年的研究經(jīng)費不用申請就如數(shù)下發(fā)，且不預設考核指標，但期滿時，將采用國際同行匿名評估方法對其進行評估，不達標者即離開；評價體系不唯論文數(shù)量是瞻，而要看他對學科的影響力……
北生所并非照搬美國的科研體系。比如，美國很多研究機構通常按照系別、學科來劃分部門，容易出現(xiàn)學科交流的不通暢，但北生所是個綜合研究所，這里鼓勵交叉融合，并打造一些共享的知識平臺……這些無疑都讓北生所成為一個適應但又疏離于中國科研環(huán)境特殊的所在， “沒有這個特殊性就沒有辦法在一個小環(huán)境里面去種一塊試驗田，如果完全跟大環(huán)境是通著的，大環(huán)境又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你的小環(huán)境就很難獨立生存。”
“我覺得北生所精神就是王曉東精神的具體體現(xiàn)：兼容并包、視真科學為己任……這里是緊張但自由的生活，可以醉心于知識的探索。他（王曉東）從來不擺架子，親切不失幽默、嚴格不失活潑，在科研上始終鞭策我們思考最重要、最真實的問題。”北生所一位在讀博士生表達了他的感受。
在他努力經(jīng)營與呵護的這片科研“飛地”上，一批受到國際同行認可的年輕科學家成長起來。2008年底，包含諾獎得主與美國科學院院士等組成的國際科學指導委員會對北生所進行評估，他們得出的結論是：這里是開展科學研究的一個絕好的成功嘗試。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時間里，在國際科研領域占據(jù)如此重要的席位。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
2015年，王曉東曾向媒體描繪過北生所的第二步跨越目標：捕獲科學研究的社會價值，讓北生所繼續(xù)成為實驗成果向社會轉換的試驗田。不過，他也意識到，這實現(xiàn)起來很難：新藥創(chuàng)制、上報審批、臨床試驗等諸多環(huán)節(jié)需要專門的人才，并不適合以基礎科研為主的科研單位，因此，轉化若想真正實現(xiàn)，最終落腳點還應該是企業(yè)——一個從實驗室到臨床試驗的整合研發(fā)平臺。
彼時，中國的癌癥治療遠落后于國際，每年有三四百萬癌癥病人亟待治療，但最好的抗癌藥卻多為進口且昂貴無比，大多數(shù)國內患者都用不上或用不起。創(chuàng)業(yè)的想法由此萌生。2010年，王曉東與在商業(yè)場上“身經(jīng)百戰(zhàn)”的歐雷強（John Oyler）在美國舊金山灣區(qū)的朋友聚會上相遇，兩人一拍即合，選定了中國這個當時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醫(yī)藥市場，次年，百濟神州成立，王曉東的希望，這個公司致力于從實驗室到工廠的探索。
上世紀70年代，風險投資家Robert A. Swanson主動約見諾貝爾獲獎人、生物化學家Herbert Boyer決定共同創(chuàng)辦一家公司，這便是基因泰克，后來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技術公司。王曉東與歐雷強的組合，讓這家公司一度被譽為中國的“基因泰克”。
成立百濟神州之初，中國的藥政管理體系與中國藥企，在世界上并未受到認可，國內藥企普遍選擇仿制藥或產(chǎn)品迭代的思路，然而，王曉東卻對公司這樣定位：“百濟神州雖然是中國成長起來的藥企，但它有一個全球的‘野心’，那就是希望它的藥能夠賣向全球。”從一開始，百濟神州便走國際化路線，在多個國家布局了臨床試驗團隊。
在百濟神州，王曉東既是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也是科學顧問委員會主席。雖然在時間分配上，百濟神州大約只占據(jù)他一周時間里的半天到一天，但這家藥企的一位高管這樣評價王曉東對于公司的意義：設計師，“從百濟神州成立到現(xiàn)在，他對公司的戰(zhàn)略布局都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實際上，這并非王曉東第一次打算將研究成果從實驗室?guī)颥F(xiàn)實世界。2004年，王曉東的身份還是美國得克薩斯大學西南醫(yī)學中心的生物化學和細胞生物學家，他所在的中心系主任說，生物化學僅僅做研究、發(fā)表論文是不夠的，還要做出能夠在社會上有實際應用的成果。
當時，王曉東和他的同事已經(jīng)在誘導細胞凋亡上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受此啟發(fā)，便成立了一家公司，并在灣區(qū)找到了一位投資人。然而，直到2008年，這家公司都未能獲得好的發(fā)展，不久后，他的第一次創(chuàng)業(yè)宣告失敗。
王曉東認為，教授創(chuàng)業(yè)，并不是新鮮事，“很多時候科學成果的轉化，還是要靠自己去推動。”他舉例說，現(xiàn)在癌癥治療中最火的免疫療法，在工業(yè)界接手之前，由于長期沒有進展，這個如今生機勃勃的領域，曾近乎走不下去。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談及對公司的期許，王曉東溫和的聲音下，掩埋著他的雄心。“百濟神州要去歐美成熟市場打天下的話，憑什么？要么你不比別人差，但價格比別人便宜，要么你比別人更好。” 而在歐美這樣的成熟市場，如何與老牌藥企競爭、研發(fā)出臨床表現(xiàn)更優(yōu)異的新藥等一系列問題，無不考驗著尚未盈利的百濟神州，但王曉東再次選擇了未知之路。
僅僅有瞄準全球市場的野心是不夠的，王曉東懂得“迂回”地實現(xiàn)自己的目標。從研究、臨床試驗、生產(chǎn)核查到最終上市，一款新藥漫長的周期意味著長期燒錢，而且沒有藥品“練手”，銷售團隊也難以培養(yǎng)。鑒于此，百濟神州選擇通過代理成熟藥物的方式，拿下美國新基公司三款藥品的中國區(qū)權益。
這是一舉兩得的做法：百濟神州有了穩(wěn)定的利潤反哺研發(fā)，又得以為日后的商業(yè)化做準備。“與新基合作后，我們一下子擁有了一支富有經(jīng)驗的市場團隊。要成為立足于中國的、有世界影響力的藥企，我們現(xiàn)在至少雛形已經(jīng)從價值鏈上合攏了。”王曉東說。
2019年11月中旬，一款BTK（布魯頓氏酪氨酸激酶）抑制劑澤布替尼在美國食藥監(jiān)局獲批，用于復發(fā)難治性套細胞淋巴瘤的治療，成為中國首款出海的抗癌新藥。
澤布替尼的研發(fā)于2012年立項。這款“best-in-class（同類最佳）”靶向藥并非首創(chuàng)，但在很多方面，其臨床表現(xiàn)都優(yōu)于第一代BTK抑制劑伊布替尼。
從科學家到創(chuàng)業(yè)者，王曉東坦言也會感到一點點“錯位”，知識分子的那種清高、臉皮薄，在他身上依然留有烙印，但他不認為科學家就意味著要活在象牙塔的“真空”里。百濟神州的創(chuàng)立，讓他找到了一種將科學研究帶進現(xiàn)實并改變社會的方式，而他也在這個過程中變得“更接地氣”了一些。
盡管王曉東自豪于百濟神州今天所走得這么遠，但他并未離開科學家的身份。“其實沒有做企業(yè)之前，總有一點‘這山看著那山高’的心態(tài)和一點夢想，想試試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好。經(jīng)歷了才知道什么是自己真正感興趣的，讓我內心炙熱的東西，就是基礎研究和科學發(fā)現(xià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