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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7798688@qq.com作為杭州“少婦出軌快遞小哥”事件的受害者，她終于走出網絡暴力帶來的“社會性死亡”陰影，并可以無視一些男性網友的不友好評論，但一些女網友“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的言論，還是會讓她感到寒心。
這也讓她更加明白，追責之余有必要做些什么。
事情發生后，吳思思的煙癮變得很大，她常坐在陽臺上抽煙，收養的流浪貓璀璨陪著她。
在用法律對造謠者進行追責的同時，吳思思正嘗試把自己變成一座橋，橋的這邊是同她一樣正在遭遇和已經遭遇誹謗侵害的女性，橋的那邊是媒體從業者、法務工作者和心理咨詢師等所有能集結起來的力量。吳思思越來越相信，她是在為和她有相似遭遇的“她們”維權。
受害者吳思思走到了臺前，造謠者郎滔、何愷卻努力地與事件進行切割。
在被行政拘留9天后，郎滔的變化不僅是減掉的7斤體重，他從朋友口中的“阿郎”，變成了警方案件通報里的“郎某”。
他的手機里滿滿都是陌生網友的謾罵，他在受訪時依然堅持造謠是因為“閑得難受，開個玩笑”。而原本明年準備結婚的何愷，則努力躲避著媒體的追訪。
造謠的出發點：閑得難受
郎滔坐在便利店里，透過百葉窗看向窗外。
一位中年男性顧客走過來，郎滔起身、回頭，手伸向背后的香煙貨架，幾乎在顧客說出香煙品牌的同時將煙遞給了顧客。
“有時候他們還沒走進店，我看樣子就知道他們要什么。”郎滔說話的時候，總是帶著一點玩世不恭的笑容。他今年27歲，中等偏上的個頭，穿襯衣搭配黑色工裝外套，長相和打扮都很年輕帥氣。
便利店的工作重復且枯燥，今年7月初，郎滔才開了這家店。這是杭州良渚一小區旁邊最普通的便利店，除了賣一些生活用品，也賣一些關東煮、烤腸等小食品。顧客類型基本固定，周邊工地上的工人會過來買一包便宜的香煙，有些主婦直接穿著棉睡衣進來拿點油鹽醬醋等生活用品。偶爾會有附近路過的年輕人，在便利店里買關東煮、烤腸等湊合一頓飯。大多數時候，郎滔和顧客之間的交流基本不會超過三句話。顧客詢問物品擺放的位置，郎滔回答，買單后交易結束。
郎滔已經記不清楚7月7日那天為什么要去隔壁的快遞驛站。也許是為了取快遞，也許是去幫忙。當時便利店里沒有顧客，百無聊賴的郎滔就把鏡頭對準了一個前來取快遞的漂亮女孩，隨手拍攝了一段長度9秒的視頻。
郎滔在便利店里，便利店的生活單一枯燥，經常要工作到凌晨2點
入鏡的是他此前從不認識的女孩吳思思。在驛站門口等著取件的吳思思還不知道，隨著郎滔鏡頭的打開，一個巨大的輿論漩渦，已經向她露出猙獰的黑洞。
郎滔將拍攝的視頻發到了杭州良渚本地一個275人的車友群。同在車友群的何愷聯系郎滔，提議編點劇情一起去“耍耍”群友，倆人一拍即合。在倆人偽造的聊天中，吳思思是獨自在家帶孩子的“寂寞富婆”，和所謂的“快遞小哥”發生關系。
勁爆的“劇情”發到群里，群友們或夸張、或驚奇的反應，都讓郎滔有了莫名的“滿足感”。和群友的聯系，是郎滔生活中打發時間的重要方式，也是他生活中的調味品。
沒有顧客的空閑時間，郎滔大多數時候就坐在收銀臺后的折疊椅上玩手機，為了將更多的空間留給貨架，收銀臺后的空間被壓縮到了最少，郎濤個子高，坐在里面需要側著蜷縮身子。郎滔喜歡車，他加入的車友群里基本都是20多歲的男性，平時就是“吹吹牛”，一起“看看段子”。郎滔喜歡熱鬧，是群里非常活躍的人。
就在郎滔以為這個拙劣的玩笑已經過去時，一個月后的8月4日，車友群內一名姓陶的群友將上述聊天記錄和吳思思取快遞的視頻，打包發送到另一個群中，在 “有圖有真相”的視頻“佐證”下，“少婦出軌快遞小哥”的謠言開始擴散。
郎滔說，陶某轉發視頻和聊天記錄的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可真是挑了個好日子。”
一場關于流言的無妄之災
四個月前的8月6日晚，吳思思第一次看到了那段偷拍視頻與編造的聊天截圖。
“不可思議，我整個人都是懵的。回過神就覺得憤怒，特別的憤怒。”吳思思反復觀看著那段視頻。那只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取快遞場景，自己穿著長度到小腿的連衣裙，也沒有任何輕浮的舉動，甚至都沒有和其他人進行多余的交流。
輾轉難眠的一夜后，吳思思發現事情朝著她始料未及的方向發展。8月7日上午，視頻傳到她所在的同事群、小區業主群與超市團購群。
謠言登上了杭州本地的熱搜榜，視頻造成的惡劣影響開始輻射到現實生活中。從吳思思所居住的小區居民，到吳思思的公司同事，以前北京的同事都在議論這段視頻和截圖，她甚至收到一位網友從國外發來的信息，只有一句，“你和快遞小哥上床視頻我們全都看了。”
郎滔與何愷編造的聊天截圖里，郎滔使用的是真實微信號，而何愷是注冊的小號。不少認識郎滔的朋友紛紛發視頻來向他打聽“是不是真的”，“你怎么知道的”，“你們什么關系”。
“我覺得這個事有點鬧大了，就在群里發了聲明，說我是鬧著玩的，我是編造的。”郎滔說，編造的謠言過了一個月了，還能被人翻出來轉發擴散，他覺得群友陶某可能是“別有用心”，但現實中自己和陶某并不認識。“我不知道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我覺得可能純粹就是閑得難受。”
“閑得難受”也是郎滔對自己拍攝視頻出發點的解釋。因為“閑得難受”，所以“開個玩笑”，郎滔解釋，他對吳思思并無惡意。“我壓根就不認識她。你想我如果要針對她，為什么要用我自己微信去偽造聊天？”
一直到此時，郎滔和何愷還是認為，“這就是個玩笑”，充其量，也就是惡作劇的標準。
事情的發酵程度顯然早就超出了“開個玩笑”的范疇。在名譽和生活都受到嚴重損害后，8月8日凌晨4點多，吳思思決定報警。她在朋友圈對此事的經過進行公開說明，其中有一段寫道：“選擇站出來說這些不完全是為了自證清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女性遭遇過、正在遭遇或許以后可能遭遇和我相同的境遇，只是希望不要退縮，勇于抗爭到底。”
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區公安分局對造謠者郎滔和何愷做出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二人“利用信息網絡公然侮辱、誹謗他人，屬于情節較重”，拘留9天。
接近“社會性死亡”
造謠者雖然被拘留，但惡毒的流言就像水蛭，追逐啃噬著吳思思。
為了收集整理資料，也因為狀態不好，吳思思請假一周。8月15日，她接到公司人力部門的電話，對她進行勸退，“人力告訴我，讓我在家好好休息，再找找工作。”因為情緒極度不穩，擔心她在家出問題，男友徐建為了照顧她，也離職了。
這是他們在杭州的第一份工作。在此之前，倆人在北京工作生活了多年，因為喜歡南方的環境和氣候，今年春天剛來到杭州。吳思思是出色的品牌設計師，今年是她工作的第八年。她還是公司的總經理助理，工資每個月可以拿到1.5萬。
在這個事情之前，不管是學習、生活、工作，一切的一切，都在吳思思提前設計好的生活軌道上進行。
“當時來杭州也是我的主意。我們對比了很多城市，覺得最喜歡杭州。”吳思思說話的時候，她養的肥貓“璀璨”會不斷地過來蹭蹭她的腿，或者跳上桌子用毛茸茸的腦袋去蹭她的手。吳思思笑著揉小貓的腦袋。這是她來了杭州后收養的流浪貓。吳思思喜歡一切柔軟的東西，她穿著粉紅色柔軟的家居服，客廳里是毛茸茸的墊子，因為早上沒有梳洗，長長的頭發垂到胸前。
在面對謠言的時候，吳思思變得異常地冷靜、堅強。她冷靜地收集誹謗信息，一個一個地安排好媒體采訪的時間，在自證清白的同時留存證據。
不是沒有崩潰的時刻。在毫無預料之下遭到這樣令人崩潰的詆毀，她吃不下東西，煙癮變得很大。晚上整宿整宿地睡不著，有時候睡一會就被各種噩夢驚醒，醒了就抽煙，一天能抽掉一包香煙。
辱罵和流言像織了一個繭，把吳思思困在其中。她想要突破，想要重新找回生活的主動權。她投簡歷，尋找新工作，良好的從業背景讓她順利地進入到面試最后一關，但是當面試官提出“你為什么要從上一個公司離職”問題后，對話往往尷尬地終止。
吳思思自覺已經接近“社會性死亡”，在職場努力打拼8年，卻抵不過一場流言帶來的無妄之災。她覺得被社會拋棄了，她和世界之間，隔著一層有色眼鏡。9月8日，她在醫院被診斷為抑郁狀態。
吳思思曾經跟郎滔和何愷商量過賠償和道歉事宜。她相信兩人錄這個視頻的出發點是“開玩笑”，雖然存在惡意，但并不是針對誰，只是那天恰好被自己趕上了。
偷拍事件對她的傷害是切切實實地造成了。她把自己的各種工資、案件證據公證費用、律師咨詢費等單據整理好，男友徐建約了郎滔和何愷面談，提出每人58000元的賠償。此外，吳思思寫了一個說明，要求郎滔和何愷兩人錄制視頻道歉。
吳思思主動提出郎滔和何愷可以在視頻拍攝的時候戴墨鏡、口罩。“我自己經歷過網絡暴力了，雖然他們確實是犯了錯，但是我不想要讓我經受的網絡暴力轉移到他們身上。”吳思思說，郎滔已經結婚生子，有個四歲的兒子。之所以當初想息事寧人，是怕自己將來后悔，“我怕毀了他們，我怕我老了以后想起來，因為我的原因，毀了兩個人，毀了兩個家。就算是他們罪有應得，但是我怕自己后悔。”
令吳思思意想不到的是，原本自認“退步”的和解，變成了一場談判“拉鋸戰”。
吳思思發去的道歉聲明版本，對方改了兩遍，最終拍攝出來的版本，又有改動。
不僅如此，吳思思告訴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對賠償金額，何愷一直在討價還價，希望賠償降到3萬元。“我覺得他道歉的目的是講價，這不是一個認錯的態度，這個道歉我沒辦法認。”
郎滔同樣認為賠償金額過高。他表示，“吳女士這個錢要的太高了，她應該提供月工資流水，我們按照流水給她賠償。對于她男友的失業造成損失，我們憑什么要賠償？”
和解不了了之。“他們沒有一個承擔錯事的態度，我放棄了與他們和解，決定打官司維權。”吳思思說，“截至12月，我的損失超過了20萬。但是我不接受道歉，賠償也可以一分不要。”她已經提起刑事自訴，只希望偷拍誹謗者可以承擔刑事責任。
至于視頻傳播者陶某，警察認定陶某為不知情傳播。陶某在群里發布了公開道歉后，主動找到吳思思的代理律師，達成了和解。
拘留9天，瘦了7斤
作為這場誹謗風暴的另一個核心，在便利店里，聊起被拘留的9天，郎滔說，“就進去了唄”。
“在拘留所里就是看電視，吃飯，睡覺，每天也會學習。”說起被拘留的9天，郎滔表現得輕描淡寫，仿佛被拘留只是出了一趟家門一樣“輕松”。
他的手機號被人泄露后，每天都會收到陌生人的辱罵信息。郎滔的對應方法是不聽、不看，不回；來自全國各地的媒體記者不斷給他打電話，他看到陌生號碼干脆不接。
他也會用調侃的語氣說起遭受的網絡謾罵，現實卻讓他無法完全像鴕鳥一樣——郎滔的手機上，密密麻麻全是未讀信息的紅色標點。在受訪時，郎滔隨便點開當天上午剛收到的信息，一連三條全是陌生網友發來的侮辱和謾罵。
與他表現出來的輕描淡寫不同，實際上，拘留的9天對郎滔而言也絕對不可能輕松。無意之中，郎滔說起拘留前后的體重變化：“拘留了9天，我出來后瘦了7斤。”
因為“身上有了污點”，因此他和朋友一起合伙的一家房產中介公司被迫更換法人。同樣作為“被全網譴責的對象”，何愷直接清空了微博抖音等社交信息，把自己從互聯網的一切痕跡都盡力抹去。
從“阿郎”變成“郎某”
郎滔不認可吳思思說的“社會性死亡”。
27年的生活中，他幾乎沒有離開過良渚。在他的認知中，“社會性死亡”是個偽命題，“你別告訴別人你是視頻里的人不就行了嗎？誰會知道呢？”
他讀書一直都在杭州，職專和大學都是學的烹飪專業，大學期間他還代表江蘇省到北京參加廚師大賽，還曾在人民大會堂領獎。這也是他記憶里人生的高光時刻。
在造謠被拘留前的人生中，郎滔經歷了一個普通青年所經歷的日常。普通又辛苦的工作，按部就班地戀愛結婚。普通的生活中，郎滔有一點“愛炫”的小虛榮：他把飯店關閉后和朋友合伙加盟的房屋中介公司稱作“搞地產”。因為喜歡車，喜歡動靜，他改裝了自己的凱迪拉克，“炸街”的時候，車聲一響，真個小區都能聽見。
他的“社會性”都在良渚。他把網上的“郎某”和線下的“郎滔”割裂開。回歸到線下，他會認真地保護自己。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哪怕是一個看不清的側臉，他都會親自看著記者刪除照片。
親戚朋友還是知道了這件事。對于自己這邊的親戚朋友，郎滔不擔心會造成形象的危害，因為“他們都知道我是什么樣的人，我就是開個玩笑。”
但是面對妻子家的親戚，郎滔還是會覺得難堪。一些親友不方便問郎滔，就追問他妻子具體的事情經過。有時候被問急了，妻子只能說：“我也沒有辦法，我都已經嫁給他了。”
因為派出所的行政處罰決定書上稱郎滔為“郎某”。郎滔說，以前朋友都喊他“阿郎”，現在自己出門，朋友們都喊他“郎某”。他給記者看了一段視頻，視頻中一群人在推杯換盞，有人一邊拍視頻一邊大聲喊：“我跟全網最火的郎某吃飯啦！大家來看看他什么樣！”
這群線下的朋友基本都跟郎滔有著差不多的家庭環境和成長經歷。在這群朋友中，郎滔盡力地維持著他的形象和聲譽。在他看來，“偷拍造謠”不會對他在朋友中的聲譽造成多大的損害，但是“不講義氣”的危害，可能更大。
正因為如此，事情發酵以來，相對于何愷習慣躲避媒體，他愿意把面對媒體的事情擔下來，言語中頗講義氣：“他（何愷）心比較小吧，受不了這些，面對這些他整晚都睡不著覺。而且他明年就結婚了，別因為這個事黃了。”
對于視頻傳播者陶某，郎滔也不想去追究，“大家都是在這個圈子（良渚）里混的。”
不過，即便如此，郎滔還是覺得自己有點冤。“整個事我覺得我就是個‘打配合的’，也不是我提出來的要編瞎話，也不是我對外轉發的，但是我也做錯了，拍視頻就不對。”
“那你覺得自己到底哪里錯了呢？”記者問。
“我……不尊重女性吧。”郎滔說，自己也看了一些評論，說他不尊重女性。“其實我們家基本都是我來做飯的，我這兩天感冒就是因為洗衣機壞了，我老婆讓我用手洗衣服凍感冒了。”
面對網上一些說郎滔是“開豪車的富二代”的評論，郎滔并不認可。“你見過什么富二代會開便利店？這么累，比我當時開飯店還累。我要從中午11點就上班一直到凌晨2點多才下班，一天要在這里工作十五六個小時。”
“那你后悔了嗎？”記者問。
“后悔啊，我每天都后悔。但是后悔有什么用啊，我做都已經做過了。”
為“我們”維權
經歷了一次次的崩潰和心理重建后，吳思思正在重新找回對生活的控制權。
“‘社會性死亡’最令我恐懼的地方，是我不知道社會什么時候才能接納我。”吳思思說，她不清楚這種狀態要持續多長時間，這種“未知”最令其恐怖。她努力地走出恐懼，因為她相信曾經的努力和自己的能力，不會因為社會一時間的不接納而清零，“既然這個事情發生在我身上了，那我就要讓這段時間也變得有意義。”
令她感到欣慰的是，男友及雙方的家人一直溫和而堅定地站在她的身邊。
在和父母打電話的時候，父母會小心翼翼地觀察她的狀態，會照顧到她的情緒。所有這些她愛的人和愛她的人，在面對流言蜚語的時候，堅定地、溫和地站在了她的身邊，和她一起去抵擋風雨。
吳思思有時甚至會感到慶幸。她慶幸自己今年28歲，而不是18歲。“如果是我剛步入社會的時候遇到這種事情，我恐怕會堅持不下來，我會首先找我自己的缺點，我會否認我自己。但現在我不會了，我知道自己沒有做錯什么。也許未來我會離開杭州，那是因為我不想在這座城市生活了，絕對不是因為我陷入誹謗而離開。”
自吳思思在微博上公開遭遇以來，陸續有和她相同遭遇的女性來留言。她們大多20歲出頭，剛步入社會，甚至還有18歲的學生。謠言在她們所處的社區或是學校內流傳，“基本上就兩種類型，一種是說你出軌，另一種說你是性工作者。”這些圍繞在女性身上的“蕩婦羞辱”，困擾著這些素未謀面的女孩子們。
一個獨居的年輕女孩告訴她，因為害怕黑夜，自己每晚開燈睡覺，“被鄰居造謠她是不良職業者，時常有人路過她的窗邊，說些難聽的話。”她鼓勵道，“你別害怕，把證據先錄音或拍下來。”
吳思思理解她們，也為她們感到擔憂，“在她們這樣的年紀，別說是咨詢律師，可能連如何報案都不知道。”
吳思思的微博上每天都會有幾萬條的留言。有很多男性網友發來辱罵信息，吳思思不理他們。讓她不理解且覺得比較難受的是，一些女性網友發來的辱罵信息，其中“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一個巴掌拍不響”這樣的措辭讓她感到氣憤。
如此種種，讓吳思思堅定了一定要追責到底的決心。
“一旦我妥協，一些女生看到我先是勇敢地站出來，最后還是退縮了，那我們還要不要站出來為自己維權，這是會帶來直接影響的。”
她說，她想成為一座橋梁。橋梁的這邊是一些正在遭遇和已經遭遇誹謗侵害的受害者們，橋梁的這邊是媒體從業者、法務工作者和心理咨詢師，這是她最近一直在思索的東西，“能不能把這些力量集結起來，這些女孩她們很多都不懂，一點外界的幫助，就可以給她們很多力量。”
吳思思說，她希望能夠變成可以幫助這些女孩的“力量”。
“我現在一點也不恨誹謗者，他們從來沒有真正的走進社會，他們只是年齡增長了，但是心智卻從未長大。他們對女性的力量一無所知。女性不是他們想象中的弱者。與其說我現在是要對他們追責，不如說是對他們這種人追責。”吳思思說，這條路很難，很長，鮮有人走過，但是她已經準備好了。
“到那時，我不再是一個負面新聞的受害者，而是以一個正能量的形象出現，我不是為了我自己維權，是為了很多像我一樣的‘我們’。”她說
（文中吳思思、郎滔、何愷、徐建均為化名）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 記者 郭春雨 李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