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審判”如何審？

　　新華社北京6月1日電 題：“云審判”怎么審？

　　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孫亮全、周聞韜、吳文詡

　　窗口可以關，服務不能停。

　　疫情期間，“網上見”的“云審判”成為各地法院工作的新模式。“云開庭”、VR“云調解”、網上“云執行”，初具雛形的智慧法院審判體系顯現出提升效率、方便群眾、推進審判體系現代化等多重優勢。

　　“云審判”的大規模應用，是疫情期間的“權宜之計”，還是未來的“常態之策”？

　　“云審判”應對剛性需求

　　4月22日，北京四中院在線公開合并審理一起行政案件，房山區司法局等部門負責人通過北京法院審判信息網遠程旁聽。

　　“疫情期間，司法需求沒變。窗口關了，但一些服務仍有剛性需求。”一名法官介紹，北京為此緊急研發了“云法庭”系統，開啟三級法院統一的互聯網庭審模式，可支持全市800個法庭同時開庭。

　　記者采訪了解到，疫情防控期間，為及時處理案件、盡快解決問題，“云立案”“云調解”“云庭審”等線上司法手段在各地得到廣泛運用。

　　“由疫情引發的案件，如妨害公務、詐騙等違法犯罪案件，要從快處理，這樣有助于匡扶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疫情防控大局。”重慶五中院民一庭副庭長胡智勇說。

　　在常規案件中，有羈押和審理期限的刑事案件，也需要緊急處理。“比如農民工工傷案件和刑事二審案件，不及時處理可能會損害當事人利益。”太原中院刑三庭庭長楊曉宇說，“程序需要繼續往下走，一些網上能做的就放到了網上。”

　　在重慶，一場場特殊的“隔空”提訊也在陸續進行。不久前，重慶五中院刑事審判庭連續5天通過遠程視頻方式，在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及上訴人處于不同場所的情況下，對關押在9個看守所的58名嫌疑人完成了所有提訊程序。

　　“云審判”對民事案件的意義更為重要。“民事案件的主要目的是解決問題，程序更簡單，完全可以利用技術手段把當事人召集起來，開視頻會議解決。”太原中院民一庭庭長劉光說。

　　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報告總結：疫情防控期間，全國法院網上立案136萬件、開庭25萬次、調解59萬次，電子送達446萬次，網絡查控266萬件，司法網拍成交額639億元，執行到位金額2045億元。

　　“云審判”有多重優勢

　　不少業內人士表示，在過去幾年信息化建設應用的基礎上，疫情加速了遠程開庭、網上立案、移動微法院和“云執行”的布局和應用。智慧法院審判體系初具雛形，并顯現出提升效率、節約資源、方便群眾等多重優勢。

　　山西高院刑三庭副庭長趙宏說，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羈押在各地，過去審判人員必須去當地提審。以山西高院刑三庭為例，辦理一件簡單的刑事案件，法院最少需要4人，檢察機關最少需要3人，還有一到兩名辯護人。“這么多人，來回最少得兩天；轉到‘云上’，大家在各自崗位，半天就夠了。”

　　一些法官表示，“云審判”相當于直播，對法官業務能力等各方面要求更高，能倒逼法官提高水平、改進作風、規范司法程序，有助于推進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

　　同時，實行“云審判”，公眾可以“網絡圍觀”，有利于把對審判權的監督落到實處。

　　山西一位業內人士稱，“云審判”提高了當庭宣判率，保障了法官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現在山西各級法院涉疫情防控類案件一般會當庭宣判，從司法改革角度說，這是“還權”于合議庭，提升了司法效率。

　　“云審判”下一步怎么走？

　　一些基層法官預判，隨著疫情進入常態化防控階段，合同解除、合同違約等糾紛有可能增加，舊案疊加新案，審理壓力會增加。“云審判”對緩解案多人少矛盾、應對案件增長可提供有力支撐。

　　但與此同時，當前“云審判”仍面臨軟硬件不到位、案件容量有限、技術人才緊缺等局限。

　　一位基層法院庭長表示，當前很多基層法院硬件并不到位，軟件也常因故障無法高效使用。“20分鐘左右的在線庭審有時需要1小時，庭審中還常出現簽不上筆錄或當事人無法登錄的現象。另外，由于沒有人臉識別系統，全靠視頻判斷，也存在一定司法風險。”

　　胡智勇說，目前在線審判平臺受容量限制，支持辦案數量有限，法院需提前預約“云法庭”，有時存在擁堵、排隊現象。

　　此外，不少法院缺少既懂法又懂技術的復合型信息化人才。現階段法院信息技術人員大多是計算機專業畢業，難以將網絡技術和法院管理有機聯結起來，亟需進一步加大技術開發與人才培養等方面的投入。

　　西南政法大學人工智能法學院院長陳亮建議，一方面要從制度上保障各類司法主體自由選擇訴訟形式的權利，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做好普及宣傳，增加社會對網絡判案等智慧法院系統的了解。此外，還要從立法層面，對在線庭審的案件類型、程序要點、證據展示等規則進行進一步細化和完善。

　　業內人士認為，不能把“云審判”的大規模應用僅當作疫情期間的“權宜之計”，應抓住這一契機，多方面發力，推動我國智慧法院建設水平不斷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