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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梁中靖》劇照
“山西靈石夏門村，出了個清官梁中靖。梁御史，賽包公，一錘子砸翻了七顆印。”2019年9月23日晚，由晉中晉榆晉劇演出有限公司創作的新編歷史劇《御史梁中靖》受邀第二屆山西藝術節，作為“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山西省廉政文化優秀劇目展演”的第三場劇目在山西戲劇職業學院華夏劇場上演。此劇頗受觀眾好評，觀眾在高亢激昂的梆子聲中，接受了一場觸心、入情、接地氣的廉政教育，從靈魂深處感受了震撼和洗禮。
《御史梁中靖》原名《大清御史》，后更名《打虎記》，于2018年1月呈現于舞臺，并入選2018年晉中市“十臺大戲鬧新春”優秀調演劇目。2019年7月，此劇又作為全國基層戲曲會演登上了北京梅蘭芳大劇院。自2017年底排演以來，已公演80余場。
《御史梁中靖》以榆次東雙村趙添和之女趙二姑慘遭村內惡少閻思虎欺凌的劇情展開。據《清史稿》記載：“道光三年（1823），山西榆次縣發生了一起‘趙二姑烈女案’。榆次農民趙添和下地耕種，臨近中午時分，趙妻吳氏為丈夫去送飯，留女兒趙二姑一人在家守門。趙二姑被鄰家惡子閻某趁機闖入欺凌。趙家父女到縣衙告狀，縣令因閻家行賄而極力偏袒閻家，趙二姑悲憤難忍，當場用剪刀自殺，以死抗爭。趙父急忙上前搶救，因身沾血跡而又被縣令誣為殺人滅口，趙父被拘捕牢中。趙母至省城告狀，山西巡撫因受賄而袒護縣令，維持原判。趙母氣憤不過頭撞公堂。趙二姑的叔父到京城告狀。御史梁中靖派人私訪，查清原委，上書道光皇帝。道光令刑部派官吏查辦，誰知刑部官吏也受賄，袒護巡撫。后來梁中靖親督刑部審理此案，真相大白。惡棍閻某被處以死刑，知縣以上7個貪官都被問罪。”此劇以御史梁中靖回晉體察民情，遇此案件并不斷與昏官庸吏展開周旋，最終得以翻案而貫穿展開，揭露了貪官污吏貪贓枉法、懶政誤民的丑態，塑造了御史梁中靖直言敢諫、不畏權貴、捍衛正義的廉吏形象。
思想性與藝術性的融合
《御史梁中靖》中，作者借用了發生在山西本土區域的真實歷史事件，展現出廉吏與眾昏官之間的對峙結構，引發人們對貪官污吏與黑惡勢力的批判。本劇中主要人物梁中靖，一直處于與昏官惡吏的斗爭中，其所表現的捍衛正義、冒死為民請愿的人物形象和中心思想與當下我國文藝創作所倡導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理念相契合，這種創作思路不僅是簡單的古為今用，它更透視出編劇的一種創作理念，一種用心感受生活，從生活表層入手的創作思維，其“跳入”歷史，但不沉浸于歷史，使觀眾在歷史中找到一種新的審美體驗，進而產生共鳴，以此來展現戲劇自身的空間感與歷史感。
現代手段對傳統程式的再現
戲曲藝術是一個諸要素構成的有機整體，具有較強的綜合性、程式性與虛擬性。戲曲向來重視程式的運用，無論在表演體系中或唱腔創作中皆有所體現。但傳統戲中的一些表演因“規矩”較多使表現手段受到了一定局限，其與現代手法的配合中缺乏了相融性和協調性，這也可能是一些年輕觀眾不太喜歡傳統戲的原因。《御史梁中靖》作為新編歷史劇，大量繼承了晉劇的主體程式，將來源于歷史中的人物、情節經過藝術提煉后重現，但也不僅局限于此，其運用現代化的舞美、音樂手段，將傳統與新編融合，傳達出虛擬、寫意背后的技藝美。在音樂中，其選用了以傳統腔型、花腔雜調、鑼鼓曲牌為主的程式套路，取材晉中當地民間音樂元素，借用MIDI制作手段凸顯音樂成分，新舊相合；在舞美呈現中，寫景人以軟景鋪設，保留灰白古式基調，用寫意與寫實糅合的手段創造意境，通過縱橫交錯的景深延面將觀演雙方帶入規定情境，是一種簡潔但不失風度的呈現方式。
對山西文化的深入挖掘
晉中人演晉中事，是《御史梁中靖》在此屆藝術節中有別于其他劇目的最大特點。對文藝概念而言，本土原創不單是一種對本土人文和藝術的單一助推，實際也涉及到地域文化與地域藝術等問題。這兩個問題不僅是創作發展走向的重要問題，也是推廣當地文化、深化文旅融合，推出經典作品的重要問題。中國地域遼闊，有“五里不通風，十里不同俗”之說，用山西的演員反映山西的歷史和故事，更能凸顯山西文化的歷史厚重與文化深度。山西各地風格濃厚，晉劇特色尤為鮮明，此劇的表現彰顯了山西的方言特征、生活習性、村落樣貌等，更真實、更貼近、更生活，是對山西本土文化的一次深入挖掘與再現。
編劇導演巧妙創新的表達
戲曲編劇不同于一般性戲劇編劇，有相對的特殊性。它不僅要組織“劇”這一結構，還需從格律轍韻、表現技巧等角度構建戲劇內容，具有一定復雜性。
該劇的作者在表達此劇內容時，按其規式結構良好的把握了格律轍韻、突出了演員技巧，并以一人一事一線貫穿始終，情節跌宕、高潮不斷、扣人心弦。但在繼承規定程式的“動作”中，導演借鑒了話劇“封閉式”的結構表達，打破了傳統前情鋪墊的手法，矛盾在開場即快速展開，劇情難度層層遞進，通過人物行動和唱腔表述向觀眾傳達情節，達到了引人入勝的效果。荊 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