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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在這場攻堅戰中，山東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以良好狀態、過硬作風和嚴實標準，向黨中央、向全省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
大眾日報派出多路記者奔赴基層蹲點調查，深入貧困戶家中實地探訪，與基層干部、專家學者深入交流，述說脫貧故事，記錄扶貧感悟。今明兩天，大眾日報分別刊發記者發自濰坊市寒亭區、日照市五蓮縣的蹲點調查報告，敬請關注。
脫貧攻堅，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脫貧攻堅，從黨委、政府角度看，是扶貧；從貧困戶角度說，是脫貧。脫貧攻堅，需要扶貧者和脫貧者共同努力。
9月下旬，記者在濰坊市寒亭區蹲點采訪，就扶貧話題與區、街道、村三級扶貧干部進行訪談，同時實地探訪部分貧困戶家庭，并書面采訪了有關學者，就貧困問題得到了更多的信息和更寬廣的觀察視角。
記者選擇濰坊市寒亭區，主要出于以下考量：一，寒亭在全省發展中處于中等偏上水平，雖然是個市轄區，但農村人口比例大，且絕大部分村有貧困戶，有普遍意義；二，脫貧攻堅中，財政的力量、干部的力量以及市場化的手段等，在寒亭取得了良好的預期效果，有借鑒意義。
第一場：董家楊孟的貧困戶
地點：寒亭區開元街道董家楊孟村村委會辦公室
對話人：張立志（董家楊孟村黨支部書記）；高波（駐村第一書記）；欒晶晶（開元街道扶貧辦專職副主任，女）
欒晶晶給記者提供的材料顯示，董家楊孟全村141戶390人。
張立志說，村里原有建檔立卡貧困戶9戶。現在，有5戶已經穩定脫貧，不再享受政策，嚴格說不能再叫貧困戶了。還有4戶也已脫貧，但需要持續兜底才能穩定脫貧，也就是享受政策戶。
欒晶晶接過話說，2018年前這9戶都叫建檔立卡貧困戶。隨著大家陸續脫貧，2018年起，開始細分為享受政策和不享受政策。
享受政策的4戶中，各有各的情況。
董武漢，54歲，單身，無父母和兒女，視力一級殘疾，只有一只眼有微弱視力，幾乎沒有勞動能力。偶爾，他會幫鄰居干點活兒，或給人家的果園修一下樹枝。董武漢是低保戶，享受所有政策。另外，每個月還有310元的殘疾人生活和護理補貼。
董天之，72歲，因癌癥2011年動過手術，妻子身體不好。一兒一女都已成家，但條件一般。
董有之，77歲，老兩口過日子。一兒二女都已成家，都是農民。之前，董有之一直贍養母親。前年他母親去世，103歲。
陳桂花，71歲，丈夫去世10年了，有二兒一女。她有高血壓、糖尿病。
記者：這三戶都有兒有女，既不是特困供養也不能納入低保，如何享受政策？
張立志：這叫一般貧困戶。雖然他們沒有特困供養補助和低保金，但可以享受其他政策，如醫保、特惠保險、免費有線電視、產業扶貧項目分紅、村級福利等。
對一般貧困戶的認定，村里很慎重。村委會研究，然后公示，村民無異議，才能納入享受政策戶。張立志說，這三戶有共性，年紀普遍偏大，身體不好，自己基本無收入，兒女的家庭條件也不行，贍養能力不足。
欒晶晶：2019年起，新發現和認定的貧困戶不再建檔立卡，而是納入即時幫扶人口。董家楊孟村就有一戶。
這家男主人叫董友雨，今年42歲。2018年，董友雨出車禍，癱瘓了。去年出臺即時幫扶政策，今年董友雨被納入即時幫扶人口，享受所有政策，外加殘疾人生活和護理補貼。董友雨家有3畝果園，現由其弟弟代為管理，17歲的女兒在張氏街道一個超市上班。
記者：扶貧工作中，村干部承擔哪些具體任務？
高波：作為第一書記，我常年駐村，干的活兒和村干部一樣。
高波一一列舉：一，對貧困戶，村級先要進行精準識別；二，和街道干部一起，落實上級所有政策；三，幫扶責任，每個貧困戶兩個幫扶人，街辦一個村里一個，幫扶人每個月至少入戶一次，看看房子哪里有問題了，電路是不是老化了等等；四，向上反饋，如貧困戶子女教育問題，村里能解決的村里解決，村里不能解決的向上反映；五，慰問貧困戶，送福利，如床上用品、家具等，這些支出由村集體承擔。
據張立志介紹，董家楊孟村的集體收入主要有兩塊：土地承包費，一年收入8萬元。一個光伏發電項目，一年3萬元左右。這3萬元，屬于產業扶貧項目收益，一部分拿出來給享受政策戶，剩下的用于村級公益事業。比如，建文化廣場，購買健身器材等。
欒晶晶說，產業扶貧項目的收益不能長期閑置，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花出去。而且，只能用于貧困戶和公益事業，貧困戶優先。
場外：董武漢的家
從村委會辦公室出來，是文化廣場。秋收時節，沒有人健身，廣場上晾曬著金黃的玉米。已是傍晚，太陽的余暉灑向廣場，和玉米的色澤交織在一起。
由廣場向北，走幾十步，就到了董武漢的家。他家大門緊閉，門上有一個粉藍色的門鈴，萌萌的樣子。“是殘聯給裝的。”欒晶晶說著，去按門鈴。大門打開，一只棕色的泰迪“飛”了出來。狗是董武漢的一個親戚送的，已經養了三四個月了。
有些瘦小的董武漢把狗喚回，帶我們進院。院子寬敞干凈，沒有雜物，地面鋪了暗紅色的地磚。東墻根一盆小小的荷花，暗示著主人的情趣。一臺太陽能熱水器，裝在東屋窗臺下。
高波和村會計董有中，負責幫扶董武漢。“有事就給高書記打電話。”董武漢告訴記者。
進房門，客廳的一個魚缸里，居然養著泥鰍。“養大了吃嗎？”“不吃，就是玩。”“有多少條？”“沒數。”“養多久了？”“一年多了，這東西長得奇快。”
東屋有沙發和茶幾，旁邊是一個澳柯瑪小冰柜。欒晶晶說，沙發和茶幾是扶貧辦給買的。廚房不大，有單灶頭燃氣爐、油煙機、菜板等，東西不多，整整齊齊。主臥室靠北一張雙人床，靠南窗一臺電視機。“能看見嗎？”“聽，聽新聞。”電視旁邊，墻上掛著粉藍色的門鈴，和大門口的那個正好一對。室內這個門鈴，不但能響，而且還發光。
廁所和一間南屋連在一起，加了頂。
“家里挺干凈啊。”記者說。
“自己在家，沒事就收拾。”董武漢說。
“還去果園干活嗎？”“不干了，干不了了。”
告別時，記者注意到，影壁墻處一株矮樹上，石榴已經成熟。董武漢摘下一個，執意要送給記者。記者問：“甜石榴還是酸石榴？”董武漢說：“甜的甜的，這個熟得最好了。”
出門后，記者把石榴送給了欒晶晶。這個28歲的一線扶貧女干部，最有資格享受這收獲的喜悅。
第二場：扶志問題
地點：寒亭區開元街道辦事處辦公樓內
對話人：欒晶晶；楊陽（開元街道扶貧辦工作人員）；于長廷（寒亭區扶貧開發辦公室主任）
剛和欒晶晶打過招呼，她就出去接了個電話。回來后，欒晶晶說：“這幾天剛去世了兩個貧困戶，一個是特困供養戶，70多了，肺癌；一個是低保戶，聾啞人，不到60，心梗。”
開元街道29個村，26個村原來有貧困戶。現在，已脫貧享受政策的有162戶247人，已脫貧不享受政策的戶有325戶766人。享受政策戶中，特困供養戶有特困供養補助，低保戶有低保金，低保老年人還有困難生活補助，殘疾人有生活和護理補貼。享受政策戶有子女的，從學前到大學都有教育補助，另外有產業扶貧項目收益、村級福利等。
在寒亭，享受政策戶的孩子從出生起，就有奶粉補貼、保教費和學前教育補貼。義務教育階段不能輟學，免除所有費用。高等教育階段也有資助，比如雨露計劃，對上職業院校（中職、高職、技校等）貧困生每人每年3000元補助。
記者：年輕女性干街道干部，還是搞扶貧，挺累吧？
欒晶晶：2017年10月，休完產假后第二天就開始干扶貧了。三年了，適應了。
于長廷：扶貧工作中，壓力最大的是鎮街這一級。對下，他們要一遍遍地排查、走訪。對上，他們要承接各種政策的貫徹、落實。
欒晶晶：日常工作就是入戶。入戶，一是摸清情況，二是落實幫扶責任。貧困戶的家底，我們和村干部一樣熟悉。
欒晶晶舉了個例子。孫家楊孟村有個特困供養戶叫劉國慶，今年66歲，年輕的時候受過刺激（據他自己說，是因為母親半夜去世嚇著了）。多年以來，劉國慶一天三頓酒，家里臟得外人下不去腳。按脫貧標準，衛生條件不達標也不行啊。2019年起，欒晶晶每周去劉國慶家一趟，有時候多少買點東西。去了，就敦促他收拾家里。他不干，別人勸他，他也不聽。沒辦法，欒晶晶就給他打掃衛生、鋪床、疊被子，還給他理發。理著理著，他就哭了。就這樣，時間一長，雙方建立起了信任，劉國慶開始自己動手打掃衛生。
欒晶晶：前幾天，我又去了一趟，家里奇干凈。我現在只要一去，劉國慶見了我第一句話就是：姊妹兒，你又來了。
于長廷：這就是“扶志”的問題。扶志，就是增強貧困戶個人的內生動力。扶志，主要靠街道干部。已脫貧不享受政策戶，大部分是通過扶志的方式，有了合適的收入來源，從而實現了穩定脫貧。用扶貧工作的行話就是：一人就業，全家脫貧。
記者：街道扶貧干部最頭疼的是什么？
欒晶晶：還是“扶志”。
欒晶晶又舉了一個例子。有個單親家庭，媽媽帶著一個兒子。媽媽五十出頭，不工作，兒子初中畢業后沉迷上網，白天睡覺晚上上網，母子二人一直吃低保。欒晶晶就想著，得給男孩找個工作。先是幫他在歌爾公司找，在車間當工人。他干了幾天，嫌累，不干了。又幫他聯系了別克4S店，當學徒。干了幾天，又不干了。然后，又幫他找了一家新開的酒店，當服務員。干了幾天，還是不干了。
記者：如果聯系一個網吧，讓他當網管呢？
欒晶晶：我們還真想過。但是現在網吧不景氣，這種活兒不好找。
記者：這種情況多嗎？
欒晶晶：比較少，但恰恰是我們工作的一大難點。
記者：開元街道有多少產業扶貧項目？
楊陽：共有5個。1個項目是花17.68萬元，給一個省定貧困村打了兩口井，這屬于基礎設施提升，沒有收益。還有4個項目，是有固定收益的。
據介紹，這4個項目是：一，2016年投資30萬元，在街道辦公樓頂上安裝的光伏發電項目，收益歸省定貧困村董家楊孟。二，2017年投資40萬元，在街道停車場頂上裝的光伏發電項目。這個算街道的，今年確權到了15個村。三，2019年利用專項扶貧資金75萬元，實施了郭牌農業扶貧項目。四，2020年投資50萬元，實施了西甜瓜全自動分揀包裝流水線車間項目。后2個項目的收益都是每年8.5%。今年的收益已到賬，并分配到貧困戶。
記者：作為扶貧干部，你們認為貧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欒晶晶：拿開元街道來說，除了50個左右的特困供養戶，另外100多個享受政策戶主要是因病、因殘致貧的。
記者：這50個左右的特困供養戶，是不是都是男的？
欒晶晶：對，沒有女的。
第三場：政策兜底與產業扶貧
地點：濰坊市通亭街金融大廈，寒亭區扶貧開發辦公室
對話人：于長廷
寒亭區（含經濟區）有9個街道、405個村，其中383個村有貧困人口。另外22個村是城中村，或比較富的村。這些村里也有因病和因殘致貧的人，但都通過村集體的收入解決了貧困問題。
寒亭原來的建檔立卡貧困戶，已全部脫貧。這些人脫貧后分為兩種：3400戶已經實現穩定脫貧，不再需要政策兜底。這些人家，一般都通過就業，人均年收入達到了當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上，也就是5760元（濰坊市2020年標準）。已脫貧但享受政策的有2387戶。這其中，一類是特困供養戶，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五保戶，681戶，大部分是60歲以上無勞動能力、無經濟來源、無子女的，也有少量16歲以下無父母或父母是低保戶的；另一類是低保戶，1481戶，也就是那些收入達不到當地最低生活保障線的。另外，寒亭區還有18戶52人的即時幫扶人口。
于長廷說，貧困人口是動態的。從2019年起，新發生的因病或因殘等原因導致收入達不到當地最低生活保障線的，納入即時幫扶人口。即時發現，即時幫扶。也就是說，從認定之日起，就通過政策兜底的方式，讓他們實現脫貧。現在寒亭區重點照顧的就是已脫貧享受政策的這部分人，主要是特困供養戶、低保戶、即時幫扶人口。
記者：這三類人群加起來是2180戶，而已脫貧享受政策的是2387戶。這多出來的207戶呢？
于長廷：是一般貧困戶。這些家庭自身收入低，子女收入低、贍養能力不足，但又不符合納入低保和特困供養政策條件。對這些人，政府不能不管，所以納入一般貧困戶，享受部分政策。
記者：如何界定一個貧困戶的收入？
于長廷：比較復雜。
據介紹，認定一個貧困戶的收入，主要包括：一，土地收入（都有土地，大部分流轉出去了）；二，務工收入，通過公益崗（如清潔工、護工等）以及外出打工取得的收入；三，贍養費（有子女的），這需要村委、贍養人、被贍養人三方簽訂協議，以書面的形式確定；四，60歲以后的養老金；五，村級福利。每項都要仔細核算、核實，并征得貧困戶的認可。
2018年7月，記者在這里采訪的時候，還有一戶人家沒有脫貧。據了解，這戶是高里街道的管春海。孩子得了白血病，夫妻倆陪孩子長期在天津治療，費用高達100多萬元。2018年，當地為這家辦理了三口低保，享受貧困戶特惠保險，并辦理了大病救助，報銷醫療費60多萬元。之后，社會各界為其捐款20多萬元。2018年，孩子成功進行了骨髓移植手術，正在康復中。該戶最大的致貧原因解決后，夫妻二人也開始了正常的耕種和打工生活。2019年，這家人實現穩定脫貧。
記者：有學者認為，產業扶貧搞不好就成了形式主義。寒亭有多少產業扶貧項目？
于長廷：這就是扶貧專項資金使用的問題。從2016年開始，到目前為止，寒亭區一共使用了2206.208萬元扶貧專項資金。這些錢，只能用于項目，也就是產業扶貧。
12個光伏發電項目，共投入320萬元。發電收益大部分歸省定貧困村。大部分扶貧專項資金，寒亭區采取了投資和購置的方式，實施產業扶貧項目，并取得預期中的效益。
于長廷表示，扶貧專項資金不能虧損。因此，寒亭一開始就確定了一個思路：要投當地成功的農業企業，不能零敲碎打。給農戶買一只羊、一頭牛這種事不能辦，牛羊養不好或病死了怎么辦？
據介紹，確定思路后，寒亭區遴選了郭牌農業、綠之園等幾個當地口碑和效益都不錯的農業企業，進行投資或購置。投資類，類似借貸，短期一般是3年。企業用實物，比如大棚作抵押。購置類，就是購買對方的大棚或車間。這些購置的資產，產權歸于固堤、開元、高里等6個街道，再由街道確權到村。收益細化、分配到村，確保到貧困戶手里。
以郭牌農業為例。2018年，寒亭扶貧辦購置了郭牌的3個大棚；2019年，向郭牌投資550萬元；2020年，花658萬元購置了郭牌現代化的分揀、包裝車間。到目前為止，投入郭牌的扶貧專項資金共計1397.52萬元。不論投資還是購置，年收益都是8.5%。這些項目的收益，都如期兌現，目前累計收益520萬元。
記者：每年8.5%的收益，12年多就可以收回本金。12年后怎么辦？
于長廷：收回本金后，再與企業重新簽訂協議，8.5%的分成可以適當降低。
隔空對話
對話人：孫宗鋒（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在濰坊采訪期間，記者巧遇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孫宗鋒。
聽說記者的采訪選題后，孫宗鋒表示，脫貧攻堅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值得好好研究。尤其是，脫貧任務階段性完成后如何持續穩定地脫貧，更需要長久之策。
隨后，記者通過微信向孫宗鋒發去了一個簡短的采訪提綱。5天后，記者收到了孫宗鋒的書面回答。以下是部分問題的解答。
記者：脫貧攻堅，難在哪里？
孫宗鋒：脫貧攻堅，難在如何讓這項“國家任務”持續下去。在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下，2020年完成脫貧攻堅既定目標，沒有疑問。關鍵問題是，如何讓這種重視程度演變為制度化的議程。如何不讓貧困反彈，是下一步的重點。
記者：有議論認為，很多貧困人口是靠財政兜底的方式實現脫貧的，是不是合適？
孫宗鋒：目前各級政府扶貧任務艱巨，考核壓力巨大。因此，借用財政兜底的政策工具是最為直接高效的。然而長期來看，財政兜底不具有可持續性。一方面，各級政府面臨的財政壓力與日俱增；另一方面，扶貧的根本在于扶能，而非扶錢。
記者：如何避免產業扶貧走入形式主義的誤區？
孫宗鋒：產業扶貧的思路是對的。借助產業、市場等的力量，真正將扶貧工作推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我認為，這是扶貧的必由之路，借由產業扶貧，實現扶貧地區的造血式發展。當然，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一系列的問題，例如走入形式主義的誤區等。這需要借助制度的力量予以化解，更需要富有公共情懷的公職人員和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士共同參與。
記者：在農村，一小部分貧困人口，或者說極個別人就是這么想的：我有低保吃著，為什么要勞動？如何“扶志”？或者說能不能從策略上解決這一問題？
孫宗鋒：對于扶貧路上的“最后一公里”，那些失能、無能、低能的貧困人口，尤其是一些懶漢，的確需要引起足夠重視。然而，仔細想想政府所擁有的政策工具，似乎又有些無能為力。我們說，扶貧要靠政府。但更重要的，是靠自身。這種自身能力的建設，是最關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