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安陽師范學院文學院

　　陳才生/口述

       記者王若虹/整理

　　時間：12月9日

　　地點：安陽師范學院文學院

　　40年前，殷商古城只有一所省屬高校，叫安陽師專。

　　學校在古城南郊，離韓王廟很近。百余畝校園，有六七個專業。以漢語言文學為方向的，叫中文科，它就是安陽師院文學院的前身。

　　中文專業常被人稱作“筆桿子專業”，回首當時，可謂名副其實。校園里有許多大黑板，黑板報成為各科學生施展才華的疆場。其中最出彩的，當然是中文科。他們登出的詩歌、散文常常引來一群又一群師生圍觀。黑板上的許多作者后來多成為頗有影響的筆桿子。像高自雙，曾數次在《光明日報》等大報發文，像劉德亮、張琳，在全國的文學圈亦聲名顯赫。

　　學中文的不會寫作，有悖天理！這是專業常識。教中文的老師經常鼓勵學生閱讀經典，以讀促寫，并主動寫“下水文”，言傳身教。如當時的胡德葆先生、洪珉先生等，邊教書邊創作，可謂全才。凡在各類報刊發表過作品的學生，都會在畢業分配時得到校方的特別推薦。

　　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隨著高校擴招，中文科變成了中文系，但專業特性并未改變。當時學校有許多社團，中文系的楓葉文學社就辦得十分紅火，在系領導支持下，同學們還將文章刻在蠟紙上，再油印出來，編成刊物。外系還有一個斯達詩社，成員也以學中文的為主。前些時，我與來自濮陽的中文系校友江重會、王繼剛小聚。重會說，他當年就是斯達詩社的社長，受益匪淺。言語中充滿了自豪。

　　新世紀之后，師專升本，中文系改稱文學院，這是一個階梯式跳躍。專業增加了，學生上千人，還有一個研究生班。教師由原來的30人發展為60多人，有近20位教授、30多名博士，許多教師都承擔有國家級課題，可謂人才濟濟，實力雄厚。

　　院里的學生，也值得欣慰。經濟條件優越，學習環境良好，思維敏捷，視野開闊。然而，由于就業的壓力，實用思潮泛濫，學生離經典熏陶越來越遠，寫作淪為一種可有可無的“業余愛好”。雖有個別教師鼓吹和秋水文學社、晨風劇社等社團助力，然參與者寥寥，幾成擺設。這對文學專業的學生而言，是一種失落，更是一種悲哀。

　　在安陽師范學院，文學院一向被認為是人文底蘊深厚的所在。那底蘊是什么？就是師生深厚的文學素養及對文學敏銳的感悟力和情感思想的審美表達。含英咀華，怡情養性，是文學教育的精義所在，教學、科研與創作是搏擊長天的雙翼，離開哪一翼，都不成其為文學院。像楊景龍教授，詩歌創作已達千首，且在國內詩壇受到專家高度評價；姬學友教授的散文別具一格；劉向陽教授的古體詩功底深厚；周艷麗教授的長篇報告文學《中國棉》獲河南省“五個一”工程獎……時下，在有些人眼中，文學創作與教授無關。殊不知，如果不能在文學實踐上有所體驗，如何去感悟文學的魅力？如何去判斷語言的優劣？其文學研究與教學會有多少根基？又如何去指導學生動筆寫作？難怪有些文學研究成果被戲稱為“屠龍之術”了。

　　饒有趣味的是，一些文學教授在退休后初心未泯，重拾筆墨。剛剛去世的郭青萍教授于耄耋之年出版了隨筆集《百味小品》，周國瑞教授出版了傳記《崔銑傳》，傅炳熙教授出版了詩集《默齋吟草》，劉涵華教授出版了散文集《無憂樹》……在我看來，這才是文學教授的本色。胡適先生詩云：“為她起一念，十年終不改。有召即重來，若亡而實在。”可惜這白頭“一念”，對文學院而言，豈不是來得太晚了嗎？

　　十分懷念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教育先驅們，像梁啟超、胡適、魯迅、聞一多，他們不僅是學者、教授，而且是作家、戰士，是文化戰線的旗手，代表著民族文化的前沿與高峰，他們的修為與成就永遠是文學院師生前行的航標與北斗。

　　靜觀今日文學院，前途光明。回看年輕的博士隊伍，個個才華橫溢，妙筆生花。但愿在不久的將來，他們會遇到合適的土壤與溫度、平臺與空間，奮展雙翼，激情飛揚，成為文學院美好理想的真正實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