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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員在析城山舊石器遺址考察
遺址前散落的大量細石器
析城山至今沒有進行過考古發掘，但現有的考古發現已表明，析城山文化與下川文化同屬于舊石器時代晚期，析城山一帶，在一萬多年以前，“有著人類物質文化發展史上最為輝煌的一筆。”
下川遺址有一半在析城山
李尚鴻、楊梅清先生在《山西下川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中寫到，在山西東南部的大山深處，隱藏著一段古老的文明，這段古老文明就是指“下川文化”。
“下川文化”遺址早在1958 年文物普查時，已由著名考古學家王建先生在陽城縣固隆發現。只是因為種種原因，才使得文物考古工作進展十分緩慢。以后經過兩次考古發掘，直到1978年才得以命名。
遺址雖以“下川”命名，卻包含了“西起垣曲流水腰，東達陽城固隆，北迄沁水右南渠，南至東川和陽城松甲接壤處的山坡上，縱橫二三十公里”的很大一片。
正因為范圍大，“有相同性質的石器地點有16處之多”，所以《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遺址調查報告》“依所處的地理位置”，把它“劃作5個小區”。這5個小區是：歷山區、固隆區、索泉嶺區、東川區和下川區。
這里沒有明確寫到析城山，但這5個小區有幾乎一半在析城山，因為析城山是包括陽城7個鄉鎮在內的，面積達1200多平方公里的一大片山區。下川遺址中的索泉嶺、固隆兩個小區和東川小區的一部分都囊括在析城山中。
圣王坪上驚現細石器
“下川文化”遺址經過多次調查和發掘，遴選出1800件標本，其中“屬于細石器傳統中的細小石器占大多數”。這些細石器中既有錐狀、柱狀、楔狀石核和與之相對應的細小石片，以及短身圓頭刮削器、尖狀器、石鏃等器物，也有琢背小刀、石核式石器、長身圓頭刮削器、三棱小尖狀器、扁底三棱尖狀器、石鋸等較為新穎獨具特點的器物。
專家認為，“從功能上考察的話，這些石器可以從事狩獵、采集、收割、加工木器、加工皮革、穿孔、切割、雕刻、制衣等多種形式的生產活動。”專家還特別指出：“下川文化遺址的細石器，代表了舊石器時代石器制作技術的最高水平，舊石器時代晚期，下川文化的主人們過著狩獵為主、采集為輔的經濟生活，自豪地走在人類先進隊伍的行列，成為石器文化的佼佼者。”
下川文化遺址的發掘，不僅證明了早在2萬年前這個地方就有人類的生存活動，而且為細石器工藝傳統的起源與發展提供了主要的科學依據和資料。“它填補了山頂洞人文化所缺的空白，從而可以作為我國北方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后一階段石器文化的代表。”
另據《山西沁水下川舊石器遺址（2014年十大考古新發現初評候選項目）》記載，在下川遺址還“發現了大量的石磨盤”，因此，“學術界普遍把下川遺址和粟作農業起源聯系起來。”
析城山圣王坪雖然沒有被列入下川文化遺址，但也發現有與下川遺址同一時期的“細石器”。
下川遺址發現者與考古調查者三巨頭之一的陳哲英先生，在他的《陽城考察記》中專門有一章節寫“析城山的考古發現”，他說：“析城山不僅有宋碑，而且有比之更早的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細石器。”并且強調指出，“細石器通常認為是一種以漁獵、采集經濟為主的文化。可以想像在一萬多年以前，析城山一帶有著人類物質文化發展史上最為輝煌的一筆。”
這里一萬年前便有人類活動
2010年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時，晉城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析城山頂圣王坪，發現一處南北長約100米，東西寬約50米，分布面積約5000平方米的文化遺址。地質年代為上更新世晚期，文化時代為舊石器時代晚期。
遺址前地面散落大量細石器，當時晉城文物局采集標本多達100余件，原料以黑色燧石居多，另有脈石英及石英，類型有石核、石片和刮削器、尖狀器等。
2016年晉城市考古工作者裴池善先生又在析城山南門附近，發現了仰韶文化時期的繩紋泥質紅陶片。凡此種種，都有力地證明，在距今七八千年到一萬年間，析城山上一直有人類活動。
事實勝于雄辯。下川文化遺址考古挖掘的發現和陳哲英析城山考察的結論以及析城山圣王坪文化遺址的發現，都是支撐《中華文明圣地昆侖丘》主要觀點的得力論據。
《中華文明圣地昆侖丘》一書的作者認為，“早在八千年前”，生活在昆侖丘（析城山圣王坪）上的太皞伏羲部落，已經出現“原始科學”。伏羲在昆侖丘圣王坪上“造六峜，以迎陰陽”，確定八個節氣，告民農時，他們已經開始由“采摘狩獵”“進入定居農業時代”。這和在下川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石磨盤”“學術界普遍把下川遺址和粟作農業起源聯系起來”的論述，以及下川人已“過著狩獵為主、采集為輔的經濟生活”，開始了“粟作農業”的結論高度吻合。如今，圣王坪中還遺存有大量次生糜子，這也是數千年前這里曾經有過“粟作農業”的佐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