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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7798688@qq.com■ 裴龍飛 趙波
近日，根據熱心群眾提供的線索，幾位地方文化愛好者一同前往曲周縣城的一處老民居，在此地，我們竟意外發現一塊明代天啟年間的神道碑。這塊神道碑與國畫大師彭八百的祖上相關，對研究彭氏家族歷史及明代社會文化意義重大。
神道碑現世：塵封歷史的開啟
經初步探究，我們得知這塊神道碑的主人是國畫大師彭八百的祖上——明代萬歷年間的進士彭化鳳（字應泰）。據保存石碑的縣城西街村居民回憶，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初期，這塊石碑在生產隊的農田中被發現，隨后被運到了家中，當時用于個體經濟制糖作坊的冷卻和揉糖工藝的臺案。
這塊石碑當年所處的農田，歷史上曾是縣城南街村的彭家墓地。當年，彭家墓地規模宏大，僅次于北邊明代兵部尚書王一鶚的王墳，當地人便將其稱為“彭墳”或者“彭墳山”。然而，在文革初期“破四舊”的浪潮以及后續的農田改造過程中，這座墓地不幸被毀。
在現場，我們對神道碑進行了細致觀察，發現碑體保存極為完好。碑料選用的是叩擊時能發出銅音的大青石中的響石，碑體高1.8米，寬1.2米，厚度超過30厘米。石碑兩頭的榫頭也完好無損，盡顯明代石碑的厚重與大氣，仿佛在訴說著那段久遠的歷史。我們仔細端詳碑文，只見正面刻著“天啟五年歲次乙丑孟春榖旦”“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南京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彭公神道碑”，落款為孝子彭永祐。這些碑文信息，均源于我們在現場對碑文的直接觀察與記錄，為探尋彭氏家族的過往提供了珍貴線索。
家族溯源：萬歷年間的人才盛景
從碑文中我們得知，彭化鳳于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考中舉人，次年便高中進士，自此踏上仕途。他先后擔任河南鄢陵知縣、山東布政司照磨（明代照磨是主管官府文卷審計與監察的官員，主要職責包括檢查文卷錯漏、印章偽冒及辦事延誤，此信息來源于相關歷史研究資料）等職務。憑借出色的才能和勤勉的態度，他后來升任工部主事。碑刻上的“承德郎”為明代科舉入仕進士及第者常先授的官職，這無疑是對他才華和功績的高度認可。
彭化鳳的父親彭希武，是萬歷十六年（1588年）的舉人，官至陜西延安府同知，為家族的興盛奠定了堅實基礎。在當時，科舉功名不僅是個人榮譽的象征，更是家族社會地位提升的關鍵。彭希武通過科舉入仕，為彭氏家族打開了通往官場的大門，使家族在地方上逐漸嶄露頭角。
曲周南街彭氏家族自明代萬歷年間起，便“科第不斷”，人才輩出，堪稱曲周名副其實的名門望族。翻開《曲周縣志》和彭家后人珍藏的祖宗軸，便能一窺家族先輩們的風采。彭希武因“娶瞽女全倫”的義舉在鄉里聞名遐邇。據同治版《曲周縣志》記載：“彭希武，萬歷舉人，少聘張氏女，未娶而瞽（瞽：眼瞎），張氏請絕婚，持不可，一時咸服其義，仕至延安府同知。”在當時的社會觀念中，婚姻往往與家族利益和聲譽緊密相連，而彭希武不顧世俗眼光，堅守婚約，愿與瞽女相伴終身，這種義舉在曲周縣內絕無僅有，成為人們傳頌的道德楷模，其故事至今仍在曲周流傳。
彭希武在任山西蒲城縣令期間展現出非凡的治理才能。據《蒲城縣志》記載，他主持重修后稷廟，并親自題寫“克配彼天”的匾額。后稷作為中國古代農業的始祖，后稷廟承載著當地百姓對農業豐收的祈愿和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彭希武的重修之舉，不僅讓古老的廟宇煥發出新的生機，更體現了他對地方文化建設的重視。同時，他還創制了地方名吃“蒲城椽頭饃”。這種美食以獨特的制作工藝和口感，歷經歲月沉淀，至今仍散發著誘人的香氣，成為當地文化的一張獨特名片，也反映出彭希武在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和文化傳承方面的積極貢獻。
家族榮光：明末清初的起伏變遷
彭化鳳是彭希武和夫人瞽女之子，于明萬歷三十二年甲辰科考中進士。據河南鄢陵縣志記載，他在任鄢陵知縣時，關心文教，重修魁星樓，以助力科舉考生金榜題名。在明朝中后期，科舉制度對于社會流動和家族地位的鞏固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彭化鳳深知文教對于地方發展的重要性，他重修魁星樓，營造了濃厚的文化氛圍，為當地學子提供了更好的學習和祈福場所。鄢陵在明朝中后期出現了“一榜五進士”“朱明天下鄢半朝”的盛況，這與彭化鳳重視文教的舉措不無關系。他因出色的政績，后擢升為南京工部主事，在更大的舞臺上施展才華，為家族贏得了更高的聲譽。
立碑的彭永佑是彭化鳳之子。據《曲周縣志》（同治版）記載，他為明代監生，曾擔任唐王府長史一職。唐王府的唐王朱聿鍵（1602—1646年），小字長壽，河南省南陽府南陽縣人，是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孫、唐裕王朱器盛之子。清順治二年（1645年）六月，朱聿鍵在鄭鴻逵、鄭芝龍等人擁立下，于福州登基稱帝，改年號為“隆武”。在位期間，他勵精圖治，積極任用金聲、楊廷麟等能臣抗擊清軍南下，收編李自成農民軍余部，多次組織北伐，一度收復安徽旌德、寧國等失地。然而，其軍事行動主要依賴鄭芝龍、鄭成功父子擁兵自保、無心抗清，導致北伐最終失敗。順治三年（1646年），清軍進攻福建，鄭芝龍降清，同年八月，朱聿鍵被俘，后絕食而亡。
唐王府長史屬正五品官職。王府長史司設左、右長史各一人，均為正五品，負責王府日常管理與決策事務，職能類似現代辦公室主任。具體而言，長史司需處理藩王內部事務、協助朝廷處理皇室宗族事務，并定期向朝廷匯報藩王行為，同時負責王府禮樂制度的執行與祭祀活動的組織。彭永佑身處明末亂世，當時的政治局勢錯綜復雜，南明政權與清軍對抗激烈，內部又存在各種政治勢力的爭斗。他既要應對唐王府內部的治理挑戰，又需在南明政權與清軍的對抗中周旋。這種復雜的政治環境對他的才能和智慧提出了極高的要求，他的命運軌跡無疑折射出那個時代的動蕩與變遷。從他的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到明末士人在國家危亡之際的掙扎與無奈，以及他們在維護家族利益和履行政治責任之間的艱難抉擇。
家族延續：清代的傳承與發展
此外，縣志還記載了彭家后代彭光祖和彭憲祖。曲周縣志（同治版）記載彭光祖為明代監生，無任職記錄。彭憲祖是清康熙三十二年葵酉科舉人，曾任浙江嘉善縣令。據嘉善縣志記載，彭憲祖在任嘉善縣令期間，革除陋弊、體恤百姓疾苦，營造了“署冷風清，囹圄空虛”的良好局面。在清代，地方官員的治理能力對于地方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至關重要。彭憲祖通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改善了當地的政治生態和社會風氣，贏得了百姓的愛戴和贊譽。他的政績不僅體現了個人的能力，也反映了彭氏家族一貫的治國理政理念和家風傳承。
家族余韻：清末民國的堅守與奉獻
到了清末，太學生彭吉泰（彭八百伯父）和彭吉言（彭八百之父）兄弟，共同延續著家族的血脈。彭吉泰的長子彭若剛在民國時期擔任過河南財政廳長，在著名作家劉震云的《溫故1942》相關人物中有相關記載。在那個動蕩的年代，民國政府面臨著諸多經濟和社會問題，財政穩定是國家發展的關鍵。彭若剛憑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為國家的財政穩定和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他的任職體現了彭氏家族在時代變遷中不斷適應和發展，繼續在政治領域發揮影響力。
彭吉言曾在曲周縣衙做文案工作，兢兢業業。他去世后，妻子賈氏用柔弱的肩膀挑起家庭的重擔，靠做針線活維持生計，還精心侍奉婆婆到九十六歲。在當時傳統社會觀念中，婦女以孝順公婆、操持家務為美德。賈氏的孝行感動了很多人，被記載于縣志節女賢婦之烈女篇，還曾獲得了民國大總統的褒揚，成為家族中又一段令人敬仰的佳話。她的故事不僅體現了個人的品德修養，也反映了彭氏家族重視孝道和家庭倫理的傳統價值觀。
藝術巨匠：彭八百的輝煌成就
在彭氏家族的眾多人物中，近代的彭八百（1882 - 1971）無疑是最耀眼的一個。他原名彭鴻恩，字溥皋，號耕蘭山人。從小，他就對繪畫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和天賦，尤其擅長畫蘭石。在他的筆下，蘭蕙清雅脫俗，仿佛帶著空谷幽蘭的芬芳；石態奇崛，盡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他以獨特的藝術風格和精湛的繪畫技巧，在畫壇獨樹一幟。
他的藝術成就得到了眾多藝術大家的認可。齊白石曾稱贊：“自古畫蘭者眾，精者唯八百老人。”這一句話，便是對彭八百畫藝的高度肯定。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吳佩孚、張大千等藝術界名流都曾向他請教畫藝，可見他在當時畫壇的地位和影響力。新中國成立后，彭八百迎來了藝術生涯的新高峰。他成為首位給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贈畫的畫家，還收到了領導人的親筆回信致謝。這一殊榮，不僅是對他個人藝術成就的認可，更是對他為新中國文化事業做出貢獻的高度贊揚。他的藝術成就不僅為彭氏家族增添了光彩，也為中國繪畫藝術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發現意義：傳承文化的珍貴契機
這次彭家祖上明代石碑的發現，意義深遠。它不僅填補了彭氏家族歷史研究的空白，更讓我們有機會透過歷史的迷霧，更深入地了解明代社會的制度、地方文化的特色以及彭八百藝術成就背后的深厚文化底蘊。明代社會處于封建社會的后期，政治制度、經濟模式和文化觀念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彭氏家族作為地方名門望族，其發展歷程與明代社會的變遷緊密相連。通過研究彭氏家族，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明代社會的階層流動、科舉制度對家族的影響以及地方文化在家族傳承中的作用。
彭八百的藝術成就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深扎根于家族的文化土壤之中。家族長期以來的文化積淀、對文教的重視以及良好的家風傳承，都為他的藝術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這次石碑的發現，為我們揭示了彭八百藝術成就背后的家族文化密碼，讓我們認識到家族文化在個人成長和藝術創作中的重要作用。
相信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彭氏家族的百年文脈將會更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為我們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供寶貴的借鑒和啟示。我們應當珍視這一發現，進一步加強對彭氏家族歷史文化的研究和保護，讓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在新時代煥發新生機，續寫好傳承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