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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高岳
“您有新的外賣訂單，請及時處理。”當外賣提示音響起，河北廊坊某烤串店老板張先生熟練地拿起訂單小票，對照著從冰柜里翻找烤串。
“肉串、淀粉腸、豆腐干、魚豆腐、香芋頭、茄子……”他一邊輕聲核對，一邊利落地剪開包裝，備好貨送往廚房。不到一刻鐘，一名身著藍衣的騎手將外賣取走了。
然而，當時張先生身旁的另一個冷藏柜里，卻整齊碼放著色澤鮮亮的現成烤串。面對《法治日報》記者的疑惑，他指了指記者桌上的烤串：“這是新鮮的，您放心吃。”接著又掂了掂手中的冷凍串說，“這些是外賣用的，不一樣”。
記者近日調查發現，不少餐飲店都在實行堂食和外賣的“雙標”策略。受訪專家指出，這種利用信息不對稱進行差異化經營的行為，已構成對消費者知情權、公平交易權的系統性侵犯，亟須從司法、平臺、監管等方面構建協同治理體系。
堂食與外賣存在“雙標”
記者走近上述烤串店的冷藏柜觀察，里面的烤串顯得格外新鮮：羊肉帶著血絲，切塊均勻，泛著新鮮的光澤；蔬菜清洗干凈，毫無蔫態。
“客人來店里，肯定得用新鮮食材。羊肉串用的是當天現宰的羊肉，連蔬菜都是現洗現烤。你聞這香味，新鮮羊肉和凍肉烤出來完全不一樣。”烤串店老板張先生說。
而外賣訂單則截然不同：統一使用冷凍肉，先油炸再電烤，8分鐘內即可完成接單到打包的全流程。張先生介紹，“冷凍肉提前腌制，加了不少香料，就算配送后口感變差，顧客一般也吃不出來”。
實行堂食和外賣“雙標”策略的遠不止這家烤串店。記者在北京、天津、河北多地走訪發現，這種做法相當普遍。
在多家主打“現炒”的小碗菜店鋪，記者通過外賣下單后觀察到，服務員直接從冷藏柜取出預制菜包裝，加熱后倒入餐盒。而當記者在堂食點同樣的菜時，看到廚師現場翻炒。
曾經營快餐店的李先生透露，紅燒肉、糖醋排骨等“硬菜”外賣單幾乎全靠預制菜，“15元的葷菜套餐，用新鮮食材根本做不出來，預制菜加熱5分鐘就能出餐”。
輔料差異同樣明顯。天津某菜館老板坦言，堂食炒菜用壓榨花生油，外賣則改用桶裝調和油；堂食米飯選用當年新米，外賣則使用價格低廉的陳米。
價格差異也是“雙標”的表現之一。記者走訪20多家店鋪發現，酒水飲料是外賣加價的重災區。多家店鋪的可樂、雪碧等瓶裝飲料，外賣價格比堂食高近50%，且普遍標注“單點不送”。
以張先生的烤串店為例：可樂堂食3元，外賣5元；淀粉腸堂食5元，外賣5.18元；豆腐干3串堂食7.5元，外賣8.94元。
分量與加工流程的“縮水”則更具隱蔽性。記者在某川菜館點同一道“魚香肉絲”，堂食分量明顯大于外賣。外賣餐盒底部被設計成凹陷狀，視覺上難以察覺差異。該店廚師透露，“外賣分量比堂食少20%至30%是行規”。
加工方式也大相徑庭。張先生向記者演示：堂食烤串需炭火慢烤15分鐘，刷三次醬料；外賣則先油炸定型，再電烤2分鐘，刷一次預制醬料，“口感肯定有一定差別，但能保證30分鐘內送達”。
值得注意的是，外賣餐具的安全隱患尤為突出。記者收集的20份外賣餐具中，12份塑料餐盒存在變形或異味問題，8份一次性筷子有毛刺或霉點。相比之下，堂食餐具雖非絕對安全，但至少經過清洗消毒流程，視覺觀感更可靠。
成本壓力與監管難題
記者采訪多名商家和業內人士得知，外賣與堂食的“雙標”現象，是平臺、商家、消費者多方博弈的結果，背后交織著成本壓力、規則漏洞與監管難題。
“不搞雙標，就活不下去。”這是記者采訪時聽到最多的一句話，部分平臺設置的抽成機制是重要推手。
張先生算了一筆賬：一份30元的外賣套餐，扣去平臺抽成、包裝費、食材成本和人工水電成本，凈利潤僅5.5至7元；而堂食同樣套餐凈利潤可達12元。“某平臺抽成幾乎年年漲，不加價就得虧本。”
他向記者透露，一些平臺的滿減、折扣活動成本實際上多由商家承擔。在張先生的烤串店，記者注意到一筆22.9元的外賣訂單顯示，商家需補貼11.5元（含配送費4元、超級吃貨紅包7.5元），平臺僅補貼3.5元。“不參加活動沒流量，參加了就只能從食材上摳成本。”
還有商家認為，平臺的配送時效和評分機制進一步加劇“雙標”。
某連鎖品牌區域經理透露，平臺規定“一定時限內送達率”必須達95%以上，否則降權限流。“外賣現做根本來不及，只能用預制菜。差評多了店鋪就完了，只能在食材上動手腳保證不出錯、口感穩。”
北京一位餐飲店老板坦言，預制菜成本僅為現制菜品的60%。以糖醋排骨為例，現制需排骨150克（成本約8元），預制菜僅需5元，且省人工。“一家日均百單的店，用預制菜每月能省約1.5萬元。”
外賣交易的“非現場性”讓商家有了操作空間。張先生直言：“顧客不在現場、看不到后廚，用凍品還是鮮品，誰能較真兒？投訴也難有證據。這種信息差可能讓誠信商家吃虧，別人用預制菜降價搶單，你用鮮品就沒生意。”
在此背景下，行業容易陷入惡性低價競爭，商家不斷壓縮成本，最終犧牲品質。
河北某麻辣燙店老板向記者展示平臺頁面：同類店鋪最低客單價已降至12元，“不用凍品、不縮減分量，根本做不到這個價”。
記者采訪得知，也有一些商家為了謀取最大利益而故意“雙標”。
受訪專家指出，維權困境也間接助長了“雙標”。
“外賣與堂食的時空分離，使取證極為困難。消費者難以同時對比食材、分量，更難證明商家存在故意欺詐。”北京威諾律師事務所律師付昭華說，維權成本遠超收益，導致多數消費者選擇沉默。
須構建協同治理體系
受訪專家指出，堂食與外賣“雙標”絕非簡單的經營策略，而是觸及法律底線與市場秩序的系統性風險，需從司法、平臺、監管三方面構建協同治理體系。
“‘雙標’本質是一些經營者利用信息不對稱，系統性侵犯消費者知情權與公平交易權。商家隱瞞食材來源（如預制菜冒充現制）、加工方式（如冷凍復熱），違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關于消費者享有知悉商品真實情況權利的規定，也違反了電子商務法的信息公示義務。”付昭華說。
他進一步分析，隱蔽加價、重復收取包裝費等行為，違反價格法關于“明碼標價”的規定，構成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意義上的“不公平交易”。盡管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退一賠三”，但因面臨“三無困境”（消費者無便捷知情渠道、無有效對比證據、無足夠訴訟動力），該制度在實踐中難以激活。
云南民族大學教授王啟梁說：“單個消費者維權難，集體訴訟又缺乏機制，導致法律威懾力不足。平臺絕非單純的‘技術中介’，而應承擔‘守門人’責任。”
他建議，平臺可以要求商家清晰、顯著標注商品屬性，如“預制菜”“冷凍復熱”“現場制作”等。某試點平臺數據顯示，強制標注后，預制菜訂單量下降23%，同時投訴量下降67%，說明透明化有助于建立合理預期。
“平臺的抽成機制、配送時效、評分標準等算法應公開，避免‘暗箱操作’壓迫商家。‘超時罰’等規則的威懾力不應超過法律規定，高傭金需與服務質量掛鉤。”王啟梁說。
他還提出規范化包裝收費，平臺需制定統一標準，禁止強制捆綁、重復收費。
付昭華的建議是提高違法成本，對于多次違法的商家，可適用“退一賠十”，并納入失信名單；建立跨部門信用檔案，將行政處罰、投訴記錄、司法判決等信息聯通，實施“一處違法、處處受限”；推廣“明廚亮灶”線上化，讓消費者實時查看外賣加工過程。
“可以建立‘吹哨人’制度，鼓勵外賣騎手、內部員工舉報違法商家，給予獎勵。”王啟梁說，當凍品偽裝鮮肉成為潛規則，當包裝費接近甚至超過食材成本，不僅傷害消費者，也會損害整個外賣行業。唯有打破信息壁壘、提高違法成本、重塑監管體系，才能讓外賣與堂食回歸“同質同標”，讓消費者吃得放心、吃得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