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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7798688@qq.com我16歲參加了八路軍。我所在的華北戰場處在敵人后方，敵人占據城市要道，我們處在農村，環境十分艱苦，武器裝備、訓練水平都處于劣勢。我們的部隊大都晝伏夜出，以夜戰、近戰為主，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速戰速決。
在這期間，令我難忘的是1940年10月7日在河北省曲周縣大連寨的那場戰斗。1940年10月，八路軍一二九師新八旅3個團分別在曲周、永年、廣平、肥鄉、館陶、臨清等縣幫助抗日根據地群眾進行減息減租斗爭。6日，新八旅副旅長王近山率領二十二團、二十四團由館陶縣河寨一帶轉移到曲周縣大韓固村、南陳村、柳町及東南的大連寨一帶，新八旅指揮部駐扎在大韓固村，部隊駐扎地距離曲周縣城10余公里。打入敵人內部的共產黨情報員劉福興、王治通過我方情報員王祿、劉志堂、王玉林等人送出情報：駐曲周縣城的日軍山本大隊準備出動1個中隊的兵力，于次日一早前往大連寨“掃蕩”，搶奪秋收的糧食。曲周縣參議會參議長冀匯川隨即趕到大韓固村新八旅指揮部，將情報親自送到副旅長王近山手里。王近山立即命令二十二團團長田厚義和二十四團團長徐寶珊速到旅指揮部接受戰斗任務。
10月7日8時左右，駐曲周縣城日軍出動200余人（其中，日軍150余人，偽軍50余人），向駐扎在大連寨的新八旅發動進攻。敵人一路奔來，如入無人之境。戰斗在11時左右打響。敵人先以密集的炮火攻打大連寨、小連寨二十二團駐地，造成該團部分人員傷亡，二十二團團長田厚義、二營營長曹丕堂負傷。不過，新八旅有個好作風，行軍到達駐地后，不管早晚，先挖掩體后睡覺。因我軍事先了解敵情，大部分戰士進入預先挖好的戰壕掩體內，傷亡不大。我所在的二十四團駐扎在安寨，距大連寨約2公里。根據新八旅首長指示，二十四團從左翼迂回包圍敵人，二十二團從右翼包圍敵人，很快形成了對敵三面包圍態勢，并發起攻擊。在第一次攻擊中，便將敵中隊長山根擊斃，使大部分日軍傷亡，敵軍陣腳大亂，落荒而逃。
我當時是二十四團三營的醫助。我跟著三營教導員王希永爬上老鄉燒磚用的土窯，此窯是一個制高點。登上土窯以后，我看到敵人正拼命逃竄。三營戰士很勇猛，迅速追趕敵人，還活捉了1名負傷的日軍醫生。戰士們收繳了他的日式手槍和藥包（紅色皮包），并用擔架把他抬到土窯前。剛見到這個戰俘時，我恨之入骨，不愿給他包扎、打止痛針。當教導員提醒我要優待俘虜時，我才對他進行了救治。當我為他止血包扎，并用夾板固定骨折部位之后，他才睜開眼。在教導員的指示下，我很不情愿地給他注射了一支止痛藥。這時，日本軍醫點了點頭，表示謝意，然后就痛哭起來，流了很多淚水。因為沒有翻譯，我們無法交流，我想，他是被感動了。開始，他怕我們殺他或者打他，可我們既沒打他也沒殺他，而是給他打止痛針。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俘虜，更是第一次看到日本人痛哭流淚。在此之前，我總以為日軍多么頑強，多么不怕死。這時我才明白，日本普通軍人并不是都那么死心塌地地為日本軍國主義服務。
這一情況很快被報告給了團長徐寶珊和新八旅副旅長王近山。領導考慮到我們沒有好的醫院，也沒有X光機，于是決定將其送回曲周縣城。我們用1扇門板和2條繩子做成1個擔架，動員2位農民抬著。這2位農民認為應該把他殺了。為防止在路上出現意外，我們做通了2位農民的思想工作。
曲周縣城的日軍在這次失敗后非常恐慌，在城里進行嚴密搜查，認為城里人都是八路軍的探子，最終3位地下交通員王治、韓玉林、劉夫英身份暴露被捕，后死在敵人的屠刀下。
（金有志，1923年生，1939年3月參加八路軍，同年9月入黨，歷任一二九師新八旅二十四團三營醫助、營支部書記、團衛生隊軍醫，曾參加百團大戰，參加攻克肥鄉、廣平、邱縣、沙河、臨清、清平等縣城的戰役。曾任冀南軍區七軍分區衛生隊黨總支書記。1946年考入北方大學醫學院，任第三區隊隊長、醫學院黨委委員、北方大學黨委委員，1948年5月任華北軍區衛生部干部科科長、醫政處副處長、管理處處長，1962年任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院長、解放軍二五四醫院院長、第八分部醫院院長、北京軍區后勤部衛生部部長。）
